消费结构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储蓄与消费情况

研究以苏皖两省2230名农业转移人口为样本，调查这一群体的消费结构。调查显示，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平均年储蓄金额占年收入的23.04％，平均储蓄余额为5.62万元，平均年消费金额占年收入的56.17％，除消费和储蓄外的收入用途主要包括寄回农村家庭（63.10％）、偿还债务（22.96％）和借给他人（4.47％）。与农民工相比，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寄回农村家庭的收入少于储蓄，仅为消费的三分之一，说明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仍以城市家庭为主，对农村家庭的经济支持并不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城市家庭的支出。男性农业转移人口与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储蓄率分别为21.18％和31.44％，男性农业转移人口的储蓄率明显低于女性；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男性其他支出比重较高，占年收入的22.31％，而女性其他支出的比重仅为13.55％；在农村的传统文化中，男性更多地承担赡养父母、帮扶弟妹的责任，而女性在出嫁后则普遍减少与娘家的经济往来，女性农业转移人口往往以核心家庭的形式整体转移进入城市，因此将部分收入寄回农村的动机较弱；第二，男性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比重与女性相当，分别为56.51％和54.55％，消费并不是抑制男性储蓄率的主要原因。

图4-1　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收入分配

调查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年消费总额约为50832元，是农民工家庭年消费总额的2.16倍，是城市人口家庭年消费总额的1.29倍。孔祥利等（2013）曾指出，农民工的消费存在“三元约束”，收入决定了其消费的经济约束，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预防储蓄动机决定了其消费的社会约束，介于农民和市民的工作岗位、婚姻状况及迁移方式等特征决定了其消费的个人约束。而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消费则更为复杂，除了农民工消费的三元约束，农业转移人口还需要通过消费来补偿与城市人口的身份差距，具体的消费结构如表4-2所示。

（1）食品消费

食品消费是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平均年消费金额达到18003元，占消费总额的35.42％。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被称为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由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恩格尔系数在30％到40％之间表示家庭经济水平为富裕，调查显示，从恩格尔系数体现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经济水平并不低。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人口家庭相比，食品消费金额大幅增加，而占比略有下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的居住分布较为集中，受住房条件限制，多代共居较为普遍，在食品消费加总时共用一个截距项，减少了食品的系统性消耗。

（2）居住消费

调查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居住消费金额为9248元，占消费总额的18.19％，高于农民工家庭的4613元，远超城市人口家庭的3322元。2014年监测数据指出，外出农民工租房和购房居住的比重分别为36.9％和1％，有相当比例在单位宿舍（28.3％）或生产经营场所（17.2％）居住，强流动性造成农民工群体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中人口组成结构更为复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更高；但由于居住分布较为分散，农民工家庭整体居住消费的比重略高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与城市人口家庭相比，农业转移人口缺乏居住条件的长期积累，特别是20世纪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所提出的福利房市场化和住房公积金；虽然商业银行购房抵押贷款产品较多，有助于缓解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大额购房资金压力，但稳定的按揭还款仍在较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消费目的下的可用资金，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居住消费占比较城市人口家庭高出近10个百分点，补偿性非常明显。

（3）教育娱乐消费

就教育消费而言，农民工的教育消费需求极小，而随着子女随迁进入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开销将与城市人口子女接近；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中的务工成员也愿意通过继续教育提升职业技能，以换取在城市中更加稳定、体面、待遇好的就业机会。教育消费约占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总消费的5.46％，而这一比例低于城市人口家庭，将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提升。就应酬消费而言，农民工以个体身份在城市生活时，应酬的机会较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食品消费的比重；而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身份在城市生活，参与应酬活动的人数增多，非饮食类应酬的机会较多，因此金额较大，但占比较小。就娱乐消费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娱乐消费金额是农民工家庭的4倍，受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参与娱乐活动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交文化和交流内容，娱乐消费金额的增多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较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程度更高，与城市社会文化的交流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合并计算的娱乐和应酬消费在占比上与城市人口家庭基本持平，其中应酬消费的金额较高，表现出一定的补偿性。(www.xing528.com)

（4）交通通信消费

对比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不难发现，通信消费和交通消费的金额差距不大。就通信消费而言，一般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中仅主要务工成员有手机等通信设备，随迁子女和老人并不产生较多的通信费用；家庭通信消费的增加部分主要来自家庭网络宽带的费用。就交通消费而言，虽然务工家庭成员是产生交通费用的主要部分，但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激发了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购买家用汽车的消费需求，从而产生购车、停车、加油、保养等一系列额外的交通消费支出。

（5）医疗保障消费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医疗消费、社保消费显著高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人口家庭。就医疗消费而言，处于青壮年阶段的转移人口往往不注重自身的健康问题，不愿花钱去医院看病，对子女和父母健康的关注是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产生较高医疗费用的主要原因；由于农村医院的收费较城市医院低，部分农民工会选择返乡时在农村医院处理伤病，但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返乡机会较农民工少，在城市医院看病是唯一选择，因此增加了医疗消费的支出。就社保消费而言，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比例明显低于农业转移人口，以南京市2014年9月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计算，个人社保月最低缴费金额为262元（养老192元+医疗58元+失业12元），因此人均年社保最低缴费金额为3144元，可见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中社保参保的平均人数仅为1.08人。较低的社保参保率也是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医疗消费支出较城市人口高128％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医疗、生育和工伤等基本公共保险项目缺乏跨区域统筹，随迁家属（特别是老人）缺乏参保渠道；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认识较为短视，更愿意企业将社保缴费折算成现金发放，少数企业则利用这种心理变相规避“五险一金”。

（6）服装消费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衣着消费表现出较为典型的过渡性，年消费支出为1792元，介于农民工家庭（1524元）和城市人口家庭（3199元）之间。衣帽箱包类商品的价格档次较多，但功能相对同质，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能够从衣着消费中压缩较大比例补偿其他消费目的。由于城市服装市场的繁荣程度较农村更高，当一个家庭中有成员以农民工身份在城市务工时，家庭的衣着消费便会主要依赖城市服装市场，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衣着消费更加接近农民工家庭，而不会因居住分布而产生显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文化对衣着消费的影响更大。

表4-2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结构（与农民工和城市人口家庭对比）

注：农民工家庭列数据根据卢海阳（2015）调查数据整理，卢的调查不涉及教育消费。城市人口家庭列数据根据廖理等（2011）调查数据整理并根据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到2015年，廖的调查中不涉及社保消费；文化娱乐和应酬消费为单一项，研究将其视为娱乐消费，而将交往用礼金项视为应酬消费；教育消费仅包含子女教育消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列数据中总消费金额数据与分项消费金额数据相互独立，仅在总消费金额小于分项消费金额之和时，以分项消费金额之和表示总消费金额。
数据来源：根据2230名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