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特征和金融需求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收入水平是抑制农民工消费的主要原因（潘洪涛等，2008；刘伟，2011），但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与这些结论存在明显的矛盾。2014年国家统计局年报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2404元，而《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864元，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城镇居民，因此收入抑制并不是农民工消费水平较低的根本因素。非收入因素被广泛引入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文荣（2013）指出，农民工的消费和储蓄需求均较农村人口更大：一方面，农民工的消费不耐性特征更为明显，离乡离土的进城务工者无法以家庭产出代替基本消费，也缺乏获取生活扶持所需的城市社会资本，却存在外出务工者之间的攀比；另一方面，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强，对基于不确定性的存货缓冲意愿更为强烈（Carroll，1992），从而抑制消费。秦晓娟（2014）综述了城镇化因素（蔡昉，2011）、社会因素（李晓峰等，2008）和地域消费文化因素（姚建平，2006）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指出农民工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与否关系到其自身社会阶层定位，而社会阶层较高的农民工消费水平也较高，最终向市民回归，但由于社保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的覆盖面较窄，对这一群体消费水平的影响不大。褚荣伟等（2011）将农民工消费决策的机制划分为“经济效应”和“身份效应”两种，前者决定其私人消费，而后者决定其集体消费（福利消费），在城市里农民工首先需要在集体消费领域内竞争。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的细分，学界更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状况。唐有财（2009）对一个68.3％有留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进行调查，指出这一群体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但又克制消费以储蓄更多的钱带回家；这种矛盾的张力使他们希望通过消费来融入城市，却不得不为自己返回农村做好心理和物质的准备。孙超骥等（2010）对比了两代农民工的消费习惯，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倾向较高，储蓄、节俭意识较差，消费具有低廉性、群聚性和有限性，其中女性的消费倾向低于男性。农民工的消费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消费结构单调而高度同质（于丽敏，2010），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比例约为2∶1（李海峰，2008）。严翅君（2007）指出，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手机、奢侈品、健身、购房、购车和电脑网络等新消费内容出现，对品牌符号、文化教育的追求开始起步。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往往被视为判断农民工消费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但已有研究对消费的经济功能探讨较多，社会文化功能研究不足（彭善民，2009）。王萌（2014）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指出这一群体的消费主要由食品、衣着服饰、社会交往和享受性指出构成，其市民化意愿与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共同引致的市民化顾虑相冲突。

消费结构变动将引致金融需求变动，而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需求研究较少，仍是一个模糊的范畴，其概念内涵尚未被明确界定。夏琦等（2009）将农民工的金融需求分为四类，即方便的支付结算服务、低门槛的信贷服务、投资理财和金融知识，并指出银行对农民工金融能力的认识偏差是影响金融服务的主要原因。张立迎等（2012）区分了农民工的融资性金融需求和非融资性金融需求，在非融资性金融需求方面，农民工以结算服务和借记卡业务的需求为主，保险和投资类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趋于旺盛，在融资性金融需求方面，农民工在需求金额上表现出阶段性和多样化特征，进城务工初期需要5000元以下小额信贷扶持，而农民工创业则需要20至200万不等的资金；她认为非融资性金融服务的问题在于金融机构服务意识不足、宣传不够，而融资性金融服务的问题在于金融机构限制条件多，产品创新不足。非融资性金融需求的研究以定性为主，并不深入；融资性金融需求的研究则较为丰富。马九杰等（2012）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排斥，而金融排斥尤甚；形成这种金融排斥的原因既有来自金融机构门槛过高的方面，也有来自农民工金融知识缺乏的方面。熊德平等（2013）对宁波市农民工的金融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性别、年龄、累计务工年限和就业方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累计务工年限和收入对农民工选择正规信贷途径有显著影响。邓锴对农民工的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做了持续的研究。从成本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生活用品及房屋租赁费、食品及交通费、休闲费和健康成本等4个因素对农户信贷需求影响显著且均为负向影响（邓锴等，2014a）；从收入稳定性的角度分析，务工年限、工作技术含量、近两年换行业次数等变量以工资性收入的稳定性为中介对农民工信贷需求产生影响，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的农民工较工资性收入稳定的农民工贷款意愿更强烈（邓锴等，2014b）；从收入质量的角度分析，收入质量中的家庭收支情况、务工收入与总收入比值、生活成本、工作技能等4个变量对信贷需求有负向影响，而变量换行业次数对信贷需求有正向影响（邓锴等，2016）。值得注意的是，表4-1所归纳已有研究中测算的信贷需求主要针对正规金融渠道，在产品上既包含信用融资，也包含抵押、质押和担保融资；而本研究所称信贷特指个人消费信用贷款，在表述上存在差异。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已有文献更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金融需求，针对性的研究较多。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2010）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银行卡持卡比例较高，对个人信用的关注度较高，金融知识水平（如自助银行、反假币、理财产品）较高；金融需求主要包括结算类、融资类和保险理财类，就融资类金融需求而言，住房按揭贷款需求比例最高，其次是个人消费贷款。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金融需求较其父代变化较大，对快捷类银行结算、贷款融资和新型金融产品的需求较大。娄延强等（2015）指出，90％的新生代农民工仅使用银行存款理财，信用卡的使用比例不高。

表4-1　已有研究对农民工信贷需求的调查(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根据已有研究整理。

受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城市人口消费观念双重影响（申鹏等，2014），农业转移人口具有特殊的消费结构，从而引致特殊的消费金融需求。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寄回农村家庭的收入比例降低，绝大多数消费行为在城市发生，长久居住的预期使其敢于投资不动产和购买耐用品，增加自身和后代的人力资本投入；而另一方面，与城市人口的社会身份差异也迫使其通过补偿性消费来获得尽可能一致的社会待遇，特别是在居住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在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方面需同时承担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一代人自身市民化的支出将填补农业转移人口与几代城市人口的累计差距。研究将以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分配结构为切入点，对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和安徽省合肥市的2230名农业转移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划分消费目的考察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结构并与农民工和城市人口家庭对比，分别从非融资性和融资性两个层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需求结构并与消费结构相对应，强调不同消费金融需求结构下的渠道选择差异，指出农业转移人口会针对不同消费目的的金融需求选取不同的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