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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角度探析差异

时间:2023-06-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的人口结构差异研究将作为渠道结构的二级结构进行划分研究。作为研究的基础,调查将首先验证年龄对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的影响作用,在年龄不影响这一群体民间借贷可得性的前提下进行代际对比,可以从影响因素分析中了解该渠道下的人口结构差异。

从人口结构角度探析差异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农民工具有基于人口结构划分的代际差异。王春光(2000)最早将农村流动人口划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并对比两者的特征差异,其划分依据是进入城市务工的年代;随着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统计局开始在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年度数据中加入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指标,形成与老一代的对比,其划分依据简化为人口的年龄结构,即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为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划分标准与进入城市务工的年代不再相关。受农民工代际差异分析的影响,少数学者开始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代际划分:曾江辉等(2015)将1980年之后出生、16岁以上、调查当年在异地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的农村户籍样本作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上官卉彦等(2015)将1980年之后在城市务工的农业转移群体作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研究以1980年出生作为划分老一代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核心标准,这样划分有3点原因:第一,与农民工不同,农业转移人口概念的提出时间较短,转移进入城市的年代差异不明显,这也使得代际传承分析将放松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概念的界定;第二,近年来对农民工代际分析的研究在划分标准上逐渐向国家统计局口径靠拢,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已有研究也以年龄为人口结构划分的主要指标;第三,由于实证表明年龄变量对民间借贷和网络信用支付可得性的影响不大,以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忽略年龄对两代人消费金融的影响,转而深入分析非年龄因素造成的人口结构差异。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的人口结构差异研究将作为渠道结构的二级结构进行划分研究。

民间借贷。作为研究的基础,调查将首先验证年龄对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的影响作用,在年龄不影响这一群体民间借贷可得性的前提下进行代际对比,可以从影响因素分析中了解该渠道下的人口结构差异。较之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新生代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较短,受农村传统文化和金融观念的影响较浅,民间借贷的互助性质也会相对较弱,从而在转移进入城市后倾向于建立更为稳定的借贷相对地位;此外,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受城市办公文化的影响较深,同工关系更不易发生经济关系,从而民间借贷的社会网络局限性更加明显。然而,新生代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在民间借贷渠道上的最大差异是金融内卷化的价格门槛;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更为固定的相对金融地位、更为局限的金融社会网络造成金融内卷化较老一代更为严重,而由于新生代的民间借贷关系更趋于市场化,失去了传统民间借贷的互助性质,以借款利息表示的价格门槛将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中起调节作用。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入可得性和借出意愿性代际结构差异的研究,将说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较老一代面临更为严峻的民间金融环境,这对金融市民化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银行信贷。根据商业银行个人信用评级办法,年龄对消费信贷的获取具有直接的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年龄较大的申请人和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中年龄较小的申请人更有可能获得高信用评级;因此,单纯以年龄指标划分人口结构无法控制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研究在设计田野实验时以个人信用评级所表征的客观申请条件划分人口结构:一方面,年龄是个人信用评级的组成部分,将年龄设置为独立指标可能与实验设计的个人信用评级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以个人信用评级作为客观申请条件的指标变量能够有效简化田野实验的设计,突出农业转移人口身份甄别信息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根据商业银行个人信用评分表的设置,研究将客观申请条件划分为AAA、AA和A等3个等级,A级以下信用评分的申请人被视为不具有消费信贷资格。一方面,虽然田野实验在各客观评级下平均设置身份识别信息,但实际中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和消费信贷条件整体低于城市人口,受信贷门槛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信贷员收紧放贷决策将对不同客观信用等级的申请人造成不同弹性的驳回比例,即驳回更多中高等信用评级的申请人,特别是其中被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的申请人。(www.xing528.com)

新型金融。作为研究的基础,调查将首先验证年龄对农业转移人口获取网络信用支付授信的影响作用,在年龄不影响授信决策的前提下进行代际对比,可以从影响因素分析中了解该渠道下的人口结构差异。一方面,研究需要验证转移行为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取网络信用支付授信均不产生显著影响,从而证实这种新型消费金融渠道所提供的资金错配方案对两代人均有效。另一方面,对消费行为的描述统计将说明两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网络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新生代的金融接触度更高,从而银行卡更多,网络理财比例也更高;由于使用移动软件更多,新生代受登录信息捆绑而不易更换手机号码;新生代在购物时会更倾向于网购,从而网购金额和频率更高,且与老一代的网络消费结构存在差异;新生代与消费相关的网络社交也会较老一代更多。从年龄的非显著性影响可以看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更为积极的网络消费习惯并未使其获得更多的网络消费信用,这使得细分影响网络信用支付授信的因素能够引导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进一步提升电商平台下的个人消费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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