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需求结构

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人口家庭相比，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消费具有以下两点特征：第一，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具有介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人口家庭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较“半城镇化”更具消费拉动效应（钱文荣等，2013），市民化进一步释放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虽然对启动内需具有积极意义，但提升了家庭消费需求，增加了消费支出总量；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在务工地消费的比例增加，从而被动接受城市生活更高的消费物价水平，而谷彬（2013）指出，物价水平的提升会导致消费支出的增加，且增幅与家庭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从而缩小与城市人口家庭的消费差距（张东辉等，2010）。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具有超过城市人口家庭的补偿性特征。一方面，市民化成本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家庭）间分摊，个人需承担衣食住行等生活性成本及部分社会保障成本，子女和自我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也应被纳入市民化成本（王志章等，2015）；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存在出于歧视性对比（Invidious Comparison）和经济性竞争（Pecuniary Emulation）两项动机的炫耀性消费（Veblen，1899），但研究使用“补偿性”一词，强调这一行为在从众（Bandwagon Effect）、势利（Snob Effect）和炫耀（Veblen Effect）等动机上的复合性（Leibenstein，1950）。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面临消费支出总量增加的同时，还面临基于消费目的划分的消费结构改变；然而，学界尚未认识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特殊性，缺乏对这一群体家庭消费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其消费结构的深入分析。在理论上，过渡性和补偿性的消费动机会体现在消费结构上：第一，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基础性生活消费的绝对支出会因城乡商品和物价差异而呈现出介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人口家庭的过渡性，但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保持稳定，子女和自我教育等在农民工口径下较少统计的投资性支出会进入消费结构并向城市人口家庭靠拢；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部分消费目的下的支出会超过城市人口家庭，一方面，与城市人口家庭三人核心家庭的主流结构存在差异，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成员数量较多，成员结构较为复杂，造成以家庭为口径的统计数据在总量上更大，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补偿性消费项目更多，特别是在医疗、购房、购车和社交等方面，初代农业转移人口需要补偿数代城市人口的家庭资本积累，而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覆盖率低、农业转移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参与度低也是造成补偿性消费较高的重要原因。

对消费需求结构的划分不仅能从总量上看出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资金压力和缺口，更能通过对消费金融需求的进一步对应分析了解这一群体对消费金融供给渠道结构的诉求。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需求存在两种形式：第一，消费贷款。由于消费资金存在缺口，农业转移人口需要从多种融资渠道取得资金；研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对融资渠道的选择依赖于以消费目的划分的消费结构，即农业转移人口会根据不同的消费目的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具体而言，购房、购车等大额长期借款会以银行抵押贷款为主，这类贷款通过增加抵押品门槛和优化放款流程而降低对申请人的户籍要求和信用要求，正规金融机构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较为丰富；而农业转移人口在医疗、教育和婚丧等消费目的上引致的中等额度、中等期限消费融资则会在银行消费信用贷款和民间借贷间分配选择融资渠道。研究沿用对消费需求的结构划分，分别调查这些消费目的下农业转移人口融资需求和融资渠道选择，能够证实消费金融需求存在按照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划分的渠道结构。第二，临时错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资金会优先流向基础性生活消费项目，特别是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等，因此这类消费较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贷款需求；通过对当前需求和曾经借款的对比，可以证实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可以推广到所有家庭）在基础性消费目的上存在资金的临时错配需求。造成资金临时错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金的流动性不足，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会以定期储蓄、保险理财和民间借贷等形式管理除消费外的资金收入，以现金或借记卡余额保足流动性的比例会随着这一群体融入城市金融程度的提升而逐渐降低。长期以来，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资金临时错配需求是由民间借贷渠道满足的（信用卡的使用比例较低），即在购物时向亲友临时小额借款，短期内即可还款且不涉及利息计算和合约签订，从而获得消费金融便利；商业银行信用卡的推出正是针对这种消费资金的临时错配，而互联网金融对这一市场产生了冲击，研究将对新型消费金融渠道进行深入分析。(www.xing528.com)

需求侧的调查结果将证实现有城市金融约束下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较大的消费金融缺口，从而为供给侧的金融功能可得性研究提供了具体参照；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需求结构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一群体在多个消费金融供给上存在基于消费结构的融资渠道偏好，从而引出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供给的渠道结构差异研究，主要划分为3个渠道，分别为民间借贷渠道、银行消费信贷渠道和新型金融渠道（互联网金融）。然而，在考察消费金融的功能性供给时应注意到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群体在人口结构上的内部差异性，即现有消费金融渠道对这一群体仍具有基于人口结构差异的供给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了消费金融市场能否对这一城市消费金融新主体的参与做出可持续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