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是介于农民工和城市人口的过渡性金融主体，他们以家庭为经济单位进入城市并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原先兼具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双重金融需求转变为单纯的消费性金融需求，收入在消费和储蓄（投资）间分配，而消费需求是引致其融资需求的关键因素。作为城市金融的参与者，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需求受到城市金融供给的抑制，融资难不证自明；而金融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普惠金融的利益点并不清晰，金融渠道（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仍有充分的动机对信贷市场进行细分。

从短期来看，农业转移人口个体进入城市后既无法获取来自原有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也无法与城市金融市场发生关系，消费金融供给处于“真空期”。从中期来看，城市金融环境会注意到这一群体的特殊金融需求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由于金融市场在不同类别主体间权衡配置有限金融资源时具有地域和户籍排斥性，造成这一群体包含金融需求在内的多元化诉求并不能得到及时的满足，从而形成消费金融的结构性供求失衡，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金融改革方向是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在现有融资条件下的消费融资可得性，考察影响这一群体在不同渠道结构下获得消费金融供给的因素，消除这一群体在现有城市消费金融市场下的结构性融资难，为这一群体消费金融提供市场和制度便利。从长期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社会身份在代际弱化，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结构差异趋于明显，逐渐模糊的社会身份边界使得金融市场识别其身份的成本超过收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开始在金融领域融入城市生活，农业转移人口将不再是金融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弱质性群体，作为子代的农业转移人口继承了来自父代的融资资本，从而达到更高的金融市民化水平。研究将Goldsmith的金融结构理论引入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领域，重构了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划分，如图3-1所示。

Patrick（1966）在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中提出“供给领先型”和“需求追随型”两种金融创新模式，并指出区域经济发展对金融的溢出小于金融供给的外部性，这一结论在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领域尤为正确。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自发产生具有过渡性和补偿性的消费需求，从而引致特殊的消费金融需求，但这一群体的消费金融需求并不会派生出供给，即城市金融体系并不会根据这一群体的消费金融需求而有针对性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城市消费金融市场对农业转移人口供小于求；而另一方面，转移行为扩大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需求总量，供给领先型的消费金融创新会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熊德平等，2014；易典，2015），最终引致更高的消费金融需求，从而恶化这一群体的消费金融市场环境。因此，目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需求主要来自消费环境的转变，消费金融供给产生的刺激很小，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需求和消费金融供给将是割裂的；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加深，消费金融供给将通过提升消费需求而刺激消费金融需求，这一作用路径决定了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无法自发平衡供求结构：第一，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远小于城市人口，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市场较小，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创新动力；第二，农业转移人口的整体融资能力不及城市人口，个体在获取消费金融供给时面临社会身份歧视；第三，由于农业转移人口金融支持政策的缺失，消费金融供给的创新速率滞后于人口转移速率。因此，从供求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结构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金融支持政策是优化消费金融市场供求结构、加速金融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手段，而分析现有消费金融市场供求结构差异为“重点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1]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Merton的金融功能理论，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供求缺口和占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群体能否从当前城市金融市场中获得具有不同金融功能的有效供给，即分析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的消费金融可得性及影响因素；而从长远看，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是否存在基于人口结构差异的消费金融可得性差异，即老一代与新生代的代际差异和父代与子代的传承关系至关重要。(www.xing528.com)

因此，研究以消费金融需求为导向考察供求结构，将消费金融需求和消费金融供给均作为外生现状进行调查，如图3-1所示：第一，调查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需求，分析以消费结构划分的消费金融需求结构差异，从而引出消费金融在供给渠道上存在金融功能结构差异；第二，调查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供给，分析消费金融供给的渠道结构差异和人口结构差异，提出当前消费金融供给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

图3-1　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结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