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中的金融问题研究

2.2.2.1　农民工金融问题的提出

最早关注农民工金融现状的文章主要来自《金融时报》的连续报道。程汝鉴（2004）首先提出应当为农民工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方华（2005）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中谋生不易，贷款更难，呼吁金融部门为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农民提供服务。马晨明等（2005）指出，虽然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金融机构始终关注农民工群体，但除了使其安全顺利将工钱带回老家（收入到家）的金融服务外，并没有实质性的金融创新。

2.2.2.2　政策推动型研究

（1）针对《关于改进和加强对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研究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对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06〕287号），中国人民银行各地方分支行开始对农民工金融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和反思，出现了大量银行视角的农民工金融问题研究。中国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科课题组（2006）对广西梧州市农民工金融服务现状进行了调查，就当时农民工金融服务不到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从资金结算服务的角度而言，金融机构网点少、对金融服务不了解、更习惯携带现金、携现金额小而不需汇兑等四项原因导致农民工不选择金融服务；从信贷融资服务的角度而言，银行基本不发放个人异地贷款、农民工流动性强、无实物抵押等原因导致金融机构不敢对其贸然放贷。弋阳县支行江国珍等（2006）通过对江西上饶地区农民工金融服务的案例分析，指出欠发达地区转移农民工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具体而言，第一，金融机构网点撤并难以满足农民工的金融服务需要；第二，农信社的支付结算不畅削弱了农民工汇兑效率；第三，严格的信贷考核制度加剧了信贷人员的惧贷惜贷心理；第四，金融机构对金融知识宣传不力影响金融产品的推广运用。中国人民银行池州市中心支行周玉钦（2006）指出对农民工的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还不够深入，农民工金融服务品种较为单一，农村信用社自身科技手段滞后，农村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也相对缓慢。岳阳市中心支行陈东风等（2006）总结了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几点初步改善，即银行卡服务起步、工资保证金账户管理规范、信贷支农力度增加；因而在农民工的收入到家、工资拖欠、就近务工创业等方面得到了有效的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克州中心支行徐平（2006）最早对农民工群体进行了问卷式的调查，在金融服务的研究中体现了农民工的个人统计特征；但是其调查和分析非常浅表，并未得出创新的结论。

（2）针对《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工作的通知》的研究

200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工作的通知》，但农民工银行卡的研究并不丰富。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袁道强（2008）从农民工银行卡这一产品入手，指出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能力差，农村信用社受理环境差，收费标准缺乏竞争力，业务宣传不到位，部分发卡金融机构未开通所有普通借记卡。崇信县支行刘顺平（2008）通过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指出55％的农民工是因为习惯携带现金而不使用农民工银行卡，30％是因为金融机构网点少，20％是因为手续费高，15％是因为对金融机构服务不了解。但是，农民工银行卡的发展并不理想，李文高等（2010）指出，产品设计存在缺陷、用卡环境差、农信社银行卡进入市场等原因导致农民工银行卡面临退出市场的压力。

（3）针对2010年中央1号文件的研究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全新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的研究开始出现。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1）对10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认为其金融需求特点包括快捷类银行结算服务产品受欢迎、贷款融资类需求旺盛、新型金融服务产品受追捧；但是文章指出这些需求特征决定了其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也在加大。刘宇娜等（2013）指出，金融支持政策能够有效地弱化金融排斥现象，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增强创业的成功率。极少数研究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民间借贷行为，丁冬等（2013）对河南、黑龙江两省765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指出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得民间借贷，从而更可能进行创业行为。

2.2.2.3　需求拉动型的研究(www.xing528.com)

（1）针对金融危机环境下农民工金融问题的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劳动力格局，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返乡潮、回流潮。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了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李珂等，2009；张车伟等，2009；盛来运等，2009；杨舸，2010；冯继红，2010）和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潮的对策研究（柯健，2009；张明林等，2009；王东生等，2009；李后建等，2010）。但是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衰退的形式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农民工的直接金融服务并没有相应的提升，反而随着农民工的返乡而出现疲软，这一时期对农民工的研究出发点是城市劳动力的缺失，而不是农民工的权益。

（2）针对转移人口城市生活中金融问题的研究

张立迎等（2012）最早提出农民工的金融需求阶段性特征，研究认为进城初期的农民工生活基本开支存在困难，需要5000元以下的小额度贷款扶持；32％的受访农民工对新型银行服务产品有过使用经历，最关心安全交易、手续费用和到款速度。马九杰等（2012）也从阶段性的角度分析了金融需求诱致和影响因素，指出进城农民工的金融排斥现象，认为这种金融排斥既有来自金融机构服务提供门槛条件过高的原因，也有农民工缺乏对金融服务的了解、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等方面的原因。

大部分文献都是从银行视角对农民工金融问题进行分析的，而农民工视角的研究则相对罕见。王曼（2005）的早期研究表明，个人进京务工的较多、拖家带口的较少，因此农民工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吴文峰等（2012）对成都地区农民工的储蓄及消费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特征与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一致。农民工异地储蓄的主要用途是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徐红芬（2013）从农民工市民化（并非农业转移人口）的角度对个人需要承担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算，主要包含个人住房成本、个人保险支出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得出了农民工资金需求存在缺口的结论，从而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是需要金融支持的。熊德平等（2014）对宁波市650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民工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就业人数、外出务工比例、累计工作年限、就业方式、劳动人口负担率、购买保险和就业领域对农民工储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2.2.2.4　农业转移人口口径下的金融研究

2009年中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概念，统一了过去多个与新型城镇化有关的议题下对“农民工”“转移农户”“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等多个概念的混用，主要包括转移/迁移/留城意愿（刘向南等，2015；董昕，2015）、市民化程度（魏后凯等，2013；曾江辉，2015）、市民化成本（王志燕等，2015；王晓红等，2015）、城市融入（田明，2013；刘红岩等，2015）等。虽然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活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其市民化成本的研究，间接指向其资金缺口扩大和金融需求的提升，但目前国内针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问题的研究仍乏善可陈。

钟献兵（2013）从商业银行角度分析了对玉溪“农转城”人口的金融支持，指出商业银行尚未推出专项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界定困难，涉农贷款的归属政策不明确。王俊芳（2013）对浙江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金融产品和民生服务较为缺乏，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农业转移人口聚集区的金融资源较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蒋红星等（2013）提出银行业应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幸福感为改革目标，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学习、生活和工作多个层面的金融支持。周孟亮等（2015）基于人本理念提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支持，强调金融支持应当以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为关键，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切入点，具体包括随迁子女教育、公共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吴国培等（2015）详细考察了福州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46178.3元/年（其中个人19022.9元/年，企业10579.6元/年，政府16575.8元/年），并指出狭窄的融资渠道、同质的金融服务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资金多元化需求存在矛盾，充足的民间资本存量与新型城镇化融资难存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