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组织结构类型分析

乡村精英对村庄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而在全国来说，当前村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村庄领导干部类型也发生变化，在关中农村也能看到这种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时期村庄领导干部的治理结构。

传统时代:能人+贤人的治理结构

村里什么样的人能够当村干部?在村民的视野中，才德兼备的人才能当村干部，“才”是指“能人”，即有治理能力、办事公道的群体;“德”是指“贤人”，即公共利益的代表，品德突出，德高望重的人。在当地，单纯的“能人”或“贤人”都不是村民眼中理想的村干部类型，才德兼备方可。

首先，村组干部要能有效地治理歪人和钉子户。当下村庄中的歪人和钉子户越来越多，这部分群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甚或牺牲村民利益来保全自我，村民对此颇有怨言。因而当村干部在治理歪人和钉子户时，与钉子户对立的不是村干部个人，而是利益相关的全体村民，村干部开展工作时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治理，多数村民会认同村干部的治理，赋予村干部治理钉子户和歪人的合法性。传统时代，村组干部多从群众利益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出发，都有治理钉子户的勇气，因而能维护公众利益，保一方平安，也就能长期当政。

其次，村干部上台都本着服务村庄和村民的意愿。关中三村农民的生活面向和生活重心都在村庄内部，村干部通过为村民办好事、办成事获得荣誉和尊重，即担任干部在村庄内部获得一种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又使村干部获得在村内生活的面子。传统时代，村干部更加重视的是干部身份带来的这种荣誉资本而非经济回报，在荣誉心的驱使下，服务乡村的意愿和行动皆比较强烈，村干部有一定的成绩，自然会得到村民长久的支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老干部都异常珍视村民们送的匾额和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当下:能人+富人的治理结构

当下村庄干部的类型正在由“能人+贤人”的类型向“能人+富人”的类型转变，能人一直是关中三村村干部上台的硬性条件，没有能力的人是不可能走上村庄政治的前台的。这里的“能人”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概念，是指有治理村庄能力的群体。当前竞选村干部时对“贤”的要求已经减弱，逐渐转变成“富”的标准，这一转变并非村民意愿使然，而是由于村庄贤人的主动退出以及村庄富人的主动竞争。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村民行事的利益导向作用越来越强，“贤人”在村庄治理中处处碰壁，道德说教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实质作用，“富人”以其特有的优势开始向村庄政治的前台挺进。

富人为步入村庄治理前台，会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赢得村民的认可，其主要途径有:第一，富人以私济公，自掏腰包为村民办事或出资垫钱为村民谋福利。第二，日常生活中尽力帮助村民。富人依靠其金钱和财产的资源优势对普通村民给予援助。当村民遇到急事时，富人给予其金钱帮助，婚嫁用车时，富人又会出车帮助。第三，富人通过人情交往，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在人情走动中，富人的随礼金额普遍高于普通村民，其随礼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村庄共识认可的范围。第四，富人与普通村民利益高度相关。这些村庄中的富人多是在当地村庄中经营冷库或是做中间经纪人的经商群体，这部分群体的生意直接与当地农民的生产相关联，影响着农民的收益。在猕猴桃市场不景气时，经营冷库储藏者或经纪人会尽力帮助农民销售以减少农民经济损失。富人在进入村庄治理之前就是通过自身的财富优势积聚起在村内的声望和权威，从而赢得村民的拥护。

富人的资源财富优势是普通村民所不具有的，富人阶层通过仪式性人情，主导村庄人情规则，在村庄社会性价值和社会关系上对普通农民形成双重排斥(杜姣，2015)。同时，富人对普通人进行一种不对等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村民对富人产生一种道义亏欠，这种亏欠感使得普通村民支持富人上台，进而在村庄干部队伍中形成阶层排斥。(www.xing528.com)

富人治村有其特有的优势和弊端:第一，富人能够治理钉子户问题。富人采取收买的方式，用金钱解决治理难题，当金钱不起作用时，富人就会收买“混混”，借助灰黑势力，通过暴力威慑的方式来拔掉钉子户;第二，富人人脉关系广、资金雄厚，能为村庄跑到项目，争取国家资金的援助;第三，富人自身经济实力强，有助于形成不贪污村庄财产的群众印象。由于富人本身处于村庄经济结构的顶层，上台前又对村民乐善好施，因而村民普遍认为富人不会贪污村庄公共财富，形成了“富人不贪污”的假象;第四，富人用金钱来安排村组工作，打破了原有的村组秩序。富人进入村庄治理结构中后采取小组长上班制，自掏腰包为小组长发工资、给村干部加工资，把村组干部培养成依附富人自我意志的治理群体。

由此，富人治村为村庄发展提供了争取资源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最终基层民主逐步萎缩，富人治村走向富人专制，富人逐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逻辑来改造村庄，脱离群众意愿，从而走向私人治理。在此趋势下，普通农户根本不具备与富人谈判的能力，农民在村庄事务中会越来越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村庄政治成为富人专断的一种政治，村庄政治的公共性消失。由于部分富人在治理过程中会动用“混混”等灰黑势力，就可能出现“乡村灰化”，即乡村社会受灰社会力量的影响不断增强，进而影响到了一般农民群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秩序(谭同学，2007)。但是关中农村的富人治村又不同于我们在江浙地区调查时看到的情况，关中富人当村干部是把村庄当成自己施展拳脚的空间，其预期在于通过争取村庄项目或规划村庄产业来牟取私利，而江浙富人主要是想通过村干部的政治身份来获取政策支持以发展自己的产业，其获利指向不在村庄内部，而是在自己的产业方面。不管富人上台是基于何种牟利动机，其当政的共同点是富人政治容易形成垄断政治，最终使村庄治理背离群众意愿，成为与普通村民无关的事情，并形成阶层排斥。

新现象:歪人进入村庄政治

社舞村五组的林娃是村庄里典型的歪人，“歪人”在当地是指拳头硬、唯利是图而又不讲道理的人。五组修建水井时，林娃任小组长，当时水井预算经费是17万元，结果建好后报账却是34万元，林娃表示是自己出资垫上了其余的建井费，所以现在村民必须直接向他交水费，用小组水费来还林娃的垫资。村民对此非常有怨言，因为当时挖井时是小组村民集体出资的，每户500—600元，现在集体建的井却成了林娃的私有财产。但村民敢怒不敢言，因为林娃一直都是村庄里爱打架的“混混”，谁得罪了他，他就会找社会上的“混混”来收拾谁，大家都怕惹事，也就只能忍受了。林娃现在不在村上住，他老婆负责管井，收水费。

林娃是村上直接提拔上来的，2002年新农村建设需要征用二组的土地，有些村民不愿意出地，工程难以开展，村里需要用歪人来打开局面，所以就起用林娃来搞新农村建设的征地工作，谁不同意，就用拳头打谁。新农村建设项目中，林娃手中掌握了一些账目，未交给村里。从此，林娃的好处越挖越多，小组公共的水井最终成为其私人的财产。

村庄起用歪人来治理钉子户，企图用歪人的暴力手段来威慑村中不配合的村民，结果，虽然村庄中的普通村民在暴力面前低头让步，但歪人却乘势而上，窃取村庄公共资源。从为村庄拔钉子户到为自己攫取利益，歪人参与村庄政治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自我渔利，所以一旦歪人掌权，村庄治理反受歪人挟制，村庄公共性不断丧失。村庄企图用歪人解决治理难题，结果又出现新的治理难题，基层治理陷入层层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当地村庄谁能当村干部?

后税费时代，走向村庄政治的前台需要具备两项最基本的技能，既能为村庄争取到项目，不向农民收取一分钱，建设好村庄的基础设施，又能摆平钉子户。无论是金钱收买还是言语哄骗甚至是暴力恐吓，只要能顺利拔掉村庄建设中的少数钉子户就能体现个人能力，这成为顺利当上村干部的重要条件。在当下的村庄，具备这两项技能的有四类群体:家族大的强人、有荣誉地位的能人、黑白两道通吃的歪人、经济优势突显的富人。在村庄政治前台的是四种群体禀赋兼具或具有其中几种的群体，不同群体当政使村庄表现出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