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小组的权力延伸与分配原则

村民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个单位所要处理的主要是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的相关事务，以及村级组织分配交办的任务。村民组是国家权力的延伸，由原来的生产队演化而来。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生产队负责生产的各个环节，它将所有组员整合到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生产队及农村社区是以集体产权为边界的，共同体的地域边界、经济活动边界以及人员构成边界基本上是同一的，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项继权，2009)，生产队因此成为人们的基本行动单位。分田到户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生产队改为村民组，主要负责土地的调整、生产设施的修建以及生产秩序的维持。而土地的调整，既要考虑到国家的政策，又要兼顾村庄社会的现实和需求，所以，与农民生产有最密切关联的村民小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产设施的修建主要是道路和沟渠的建设以及维护，这需要有统筹协调的组织力量，因为这一过程要涉及村民的出工、出资以及相互间的协调，不是单纯依靠社会性权威就能完成，而需要有公权力作为后盾。生产秩序在本地主要是指分水方法和分水顺序，这在比较干旱的关中平原尤为重要。

村民组长的产生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的能力关系到全生产队的效益，一个好的生产队长可以帮助全生产队提高粮食产量，所以，当时人们会推举能力最强的人当队长。队长大部分情况下也在扮演着老黄牛的角色，不管别人是否干活儿，自己要带头去做，任劳任怨，这也是那个时期干部们的普遍特征，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干部以权谋私。分田到户以后，生产队的生产功能弱化了，农户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此情况下，村民组长的作用就下降了，村民组长更多的是要为上级完成任务，比如在收取农业税费时进行协助。从这个时候起，村民组长的产生多数要依靠上级的意志了，与普通的村民没有了太大的关系，上级选组长的标准在于这个人是否能够完成任务，而不在于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村民组长与村民的利益形成了某种对立，若村民组长只是负责收取税费，而不为农民做事，农民并不会配合他的工作。所以，当时的小组长看似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却并不好当。

当前村民组长的一项任务就是我们之后将要详细讨论的土地调整，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筹资筹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没有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许多公共工程都需要由村民自己完成，这就需要组长号召和筹措，在此过程中，要保证工程的质量，确保村民投资投劳的收益有效性，不能出现浪费或者失败的情况，同时也要实行均摊原则保证公平，这对村民组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分水秩序为例来看，分水秩序是这里社会秩序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由于水资源对每个人来说具有刚性的需求，在水资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就可以理解为何本地人对公平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对那些谋私利的人极端排斥，如何公平地分水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分水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秩序，本地基本上形成了共同遵守的规则。比如，按照排队的原则，谁先谁后、用多长时间都事先约定好，时间到了以后，村民要有自动终止的自觉性。在利用大渠分水时，本村采用的是“人地各半”的分配原则，即一半的水量按照人口来分，一半的水量按照土地面积来分，这也与土地的分配密切相关，分配的标准是700斤/人。这就意味着土地面积的大小不是太重要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收成，获得相对均等的产量。在此情况下，要丰收都能丰收，要挨饿都会挨饿。若只是按照人口来分，那些人口较多的生产队就能多分到水;而那些人口较少的生产队则分得比较少，若他们的土地面积大或肥力差，则不会有太高的产量，如果仅按照面积来分配，那些土地面积多的生产队也会有更高的产量，这也会造成新的不公。所以，实行人地各半的原则最为合适。这样，那些人口多、土地面积小的生产队，可以多用一些水，从而提高单产面积，进而实现平衡。也许，村庄中需要的就是彼此的平衡，而不是谁输谁赢，赢者通吃、输者血本无归。

在处理小组的事务中，小组长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才能在小组中确立自己的威信，保证自己以后能够将其他事务推行下去。那么这些小组长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小组中，一般有三个干部，分别是小组长、会计和保管，这是生产队模式的延续。现在，许多小组取消了保管的设置，仅保留了小组长和会计，有些小组甚至也取消了会计，仅保留了小组长一人。在村民小组中，能够胜任小组长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也有几个人轮流做小组长的可能性。某个人干了一段时间，感觉工作难做，就卸任不干了，换成其他人，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在任的小组长也出现相似的问题，也就不干了，依然换成了原来的小组长，或者说在村庄中已经形成了小组长的后备人群，即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他们具有一定的公心和能力，也可以在村庄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某些时候，村庄的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可以合二为一，即某些乡老或理事也可能当上村干部或者小组的干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理事们都有一定的任职经历，但也不可能长期担任干部，因为也有他们推进不了的工作，而理事这一非正式职务则可以长期坚持做下去，在小组长处理村庄事务时，可能会得到理事们的帮助，这要视事情的大小和性质而定。

理事们属于社会精英的行列，他们拥有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也能讲出很多道理出来。他们类似于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即他们代表村民的利益(杜赞奇，1996:37)，当村民小组长所要做的事情，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地方性的规范时，这些理事们就会站出来帮助村民组长。但他们又不完全等同于保护型经纪，当村民组长所做的事情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些理事们就不会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因为，这时他们所奉行的是不得罪人的逻辑，他们没有必要因为单个人的事情而去得罪其他村民。当组长的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时，这件事情就成为了公事，政治精英就可以得到社会精英的支持，共同推动某项事务的开展，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村庄共同体的表现。因而若国家的政策要深入乡村，必须和地方性的规范及力量保持一定的协调性，取得地方精英的支持，或者说符合村庄的期待，否则，就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www.xing528.com)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村民小组长的更换比较频繁，但是这里的村民小组长都在积极做事。若小组长不积极投入村庄事务，不仅自己的心里过意不去，村民们也会对这样的组长表示不满，既然不做事，那就干脆换人，换个能做事的人。在访谈的过程中，部分组长说了如下的几句话:“弄这个事就弄好，不能让人家骂你;不能因为钱少而不办事;当这个组长，人缘要好;最起码要把手里的事情干完，再说不干，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人家把事情撂下”，“小组办事没有办在圈圈外的;弄啥事，都要商量，得像个大家庭;我们的土地从来不对外，地就是我们村庄的，外人来了，他们把钱赚走了，跟我们就没有太多关系了”，“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对群众没有利的事情就是不对”，“组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咱得给别人留个好印象，让人说咱有水平，图个好名声，别人说咱的好话，咱自己听着心里也舒服;不干就不干，干就要弄好;一碗水端平;话简单得很，认真做事就对了”，“村民们都看着你呢，不能每天没事干啊。舆论监督着你，群众把你选下去，脸上无光，没面子。你不能当和尚不撞钟，不做事，不吃凉粉把板凳腾下。你不给群众办事，你就把位子空出来。”这是从与村民组长的谈话中摘录的只言片语，虽然有些凌乱，但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这些想法意味着什么，又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第一，当村民组长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给大家做事，要把事情做好，不能因为钱少而不做。贺雪峰(2000)认为农民之所以愿意出任村干部，一是有经济动机，二是有社会动机。当村干部职位的经济收入太低而缺乏对农村能人的吸引力时，不仅村干部职位本身难以吸引人们的兴趣，而且处于村干部位置上的人也懒得理会上级或村民对自己的需要(贺雪峰，2000)。然而关中地区村组干部还是有人干的，这里的小组长自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做事而非获得经济利益，这种行动动机显示的是他们对村庄的认同和归属，这也许与村庄的结构有关。本地的自然村多是以单姓为主的村庄，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存在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村庄可以理解为是扩大了的家庭，所以，从私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事，即把村庄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家事，为自己的家里做事，就会不讲条件、尽心尽力。村民小组长虽然可以说是个小领导，但其实也是个苦差事，他要去做那些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谋取私人利益，而是为了让自己亲属、邻居相处更融洽，让乡亲生活得更幸福，强烈的自己人认同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村庄生活具有稳定的预期和价值生产能力。关中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农村地区，农民们生于斯、长于斯，不会轻易地离开村庄。对很多人来说，村庄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他们很注重自己在村庄评价系统中的位置，拥有良好的名声，不仅可以让自己活得有面子、有尊严，也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带来比较好的影响，所以很多小组长都会努力做事，争取达到村民满意的效果。并且在村庄中，村民组长毕竟也是个领导，他们认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得起自己的职位，村民的认可对小组长来说是极大的荣誉。组长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不会对村庄的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受到村民的关注和议论也最多。正是对村庄生活有着长远的预期和价值追求，小组长才会积极投入村组事务。

第三，村庄排斥机制的有效性决定了小组长需要与村民协商，保持公平公正。一般情况下，村民组长都是年轻人，他们处理村庄事务仍经验不足，在此情况下，他就要多和老干部或村庄中的老人商量讨论，进而周全地解决问题。年轻人做组长的优势在于工作有魄力，他可以很好地将各项政策推动下去，尤其是可以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因为钉子户维护的只是个人的利益，阻碍公共利益的实现。此时，村民组长就可以作为公的代表出现，对钉子户等私人利益进行规范，并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村庄内部具有强烈的规范共识，这种规范共识可以产生有效的排斥机制，进而将钉子户等损害公共利益的村民边缘化。此外，村民组长也不能偏向自己或与自己亲近的人，即以权谋私，否则他就会丧失自己在村庄中的权威，进而受到村庄排斥机制的作用，逐步被边缘化，在工作中遇到很大的阻力，其实这也说明了本地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和价值生产能力。

关中地区因为有小组长的积极作用，而使村庄形态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华南地区也体现出了较强的内部整合特点，但因宗族力量的强大而使村庄结构略显压抑性。在宗族性强的村庄中，整体的利益要高于个人的利益，弱势的个体只能处于尴尬的被动局面，个体利益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很难会形成平等协商的氛围。村庄的权威似乎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当通过某些事务获得认可之后，就可以在其他方面站住脚，充当总体性的裁判。在这样的村庄，也很难说运用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内部的资源。权威的稳固性也使得精英人物轮替的可能性比较小，普通的村民很难形成对精英人物的监督，多半是老精英选拔新的精英。当然，这类地区的精英也有着强烈的村庄归属感，他们对村庄肩负有某种责任，也能够从村庄的层面考虑问题，公与私有极大的重合性，但是没有了宽松的干部流动路径，缺乏充分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排斥机制，就很难保证精英人物能够合理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张正河(2004)调查后就发现，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后，宗族势力正式伸入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并借助村委会选举的机会，把公权变为私权，控制农村基层社会。村民组长虽然不算正式的干部，但在基层社会中他们作用重大，因为存在村民组这个行动单位，而且是熟人社会中的行动单位，村民对未来就有稳定的预期，同村民组的村民间就可以相互帮助，一家有事，众人来帮(贺雪峰、董磊明，2005)。若是缺少了村民小组长，许多的事情可能就无法落实，无法实现统合，他们才是国家伸向乡村的触角。贺雪峰和董磊明(2005)在皖中地区调查后发现，村民组作为认同和行动单位，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但缺少文化历史传统，因为村民组是国家划定边界的，是国家强行嵌入到农村社会中，村民组和村民之间没有相互的选择机制，不可随便分离退出。但关中地区村民组除了治理上的功能性外，也是一个文化活动单位。历史上人们为了共御匪患，就在自然村周围建立起围墙，形成堡子，由此生成的堡子文化至今仍有影响，而村民组正是以堡子为单位划定的，庙会和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仍以堡子，即村民小组为基本活动单位，因而关中地区的村民小组相对来说意义更多，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