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道德教化治国思想及宗法制度的革新

关中三村历史文化气息浓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张载文化。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也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邰坞县大道镇崇寿街有张载祠，又称张横渠祠，建于元初，原为张载讲学之崇寿书院。北宋中后期，国家内外交困，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边境战乱频仍，世风日下，民不聊生，张载认为通过实施“井田”“封建”“宗法”三位一体的治国方略，可以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周后燕，2015)。张载继承了儒家教化传统，因而他的三位一体的治国方略中最根本的还是道德教化的思想，他希望通过道德教养来感化民众，清明政治。他从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理解教化，提出并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

具体来说，在个人层面，要“学为圣人”，“常以圣人之规模为己任，久于其道，则须化而至圣人”(张载，1978:77)，要从“为学”开始，重视学习，从而改变个人内在“气质”，同时还要“行礼”，恢复古礼，别亲疏远近，遵循德行，举止适宜，进而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张载推行个人道德教化，在关中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关中风俗为之大变，从者甚众。“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重，皆先生倡之”(张载，1978:383)。北宋时期土地关系的变革削弱了宗族观念，佛老虚无思想也对儒家伦理纲常造成很大冲击，宗法制度废绝，血缘关系松弛，人心涣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张载感叹“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张载，1978:146)，因而在社会层面，他主张重建宗法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宗法制度可以“摄人心”“收宗族”“厚风俗”(张载，1978:146)，维持家族结构的稳定性，进而奠定整个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宗法强调人宗己而非己宗人，即重建宗法制度需由“宗子”宗己，“宗子”乃大宗嫡长子，宗族祭祀、宗法族规、宴请宾客皆由宗子主持。“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张载，1978:259)。这里强调宗子的政治地位，但同时张载也强调了宗子的德行，宗子须为德高望重之人，“宗子不善”则需别立贤者。此外，张载还主张重建家庙和祭祀礼俗，生者与死者通过祭祀这一纽带得以交流沟通，家族共同感得以延续。“自周衰礼坏，秦暴学灭，天下不知鬼神之诚，继孝之厚，致丧祭失节，报享失虔，狃尚浮屠可耻之为，杂信流俗无稽之论。”(张载，1978:365)周朝以后，礼崩乐坏，天下人不知敬鬼神，孝道衰落，丧葬更无章法，社会风气险恶，张载重建宗法制正是要重新激活宗族力量，向内教化个人修养道德，向外稳定社会根基，维护社会安定。

张载重建宗法制度的革新性还在于他将传统的贵族宗法制度推广到民间，树立平民宗族意识。以往只有贵族才有宗法，世家大族在宋以前影响着中国历史，而下层人民的宗法伦理是不被认可的，直到宋代由于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的倡导，宗法制度下移，尤其在明清两朝，宗法家族不再是士族、贵族等豪门大族的特权，庶民家族逐渐形成并成为基层社会的基石，大众化、平民化的血缘宗族组织结构体系以及围绕着诸如族谱、族田、族规、族祠等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制度成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制度形态，宗族制度的平民化使宗族在农村中逐渐代替政府行使管理权，并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维护基层社会基本秩序(周家明、刘祖云，2013)。张载主张“爱必兼爱”，强调宗族中的仁爱观念和互助精神，以及个人对宗族集体的责任意识，在这些观念的濡化作用下，宗族内部形成了一个向上流动的机制，即依靠宗族仪式凝聚人心，依靠族田支持家族内的优秀成员读书向上流动，而成功实现向上流动者又反过来对家族进行回馈，提高家族地位和声望。宗法制度在器物层面上的表现就是宗族内的祠堂，以及承担祠堂相关供奉等的族田，这些族田维持着宗族内活动的基本运转，逢年过节时这些收入就用来举办宗族仪式。(www.xing528.com)

关中三村的大姓，在新中国成立前大都有自己的祠堂和族田等，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祠堂、族谱都被视为封建元素而被摧毁。但张载文化在当前的关中地区仍有很大影响，他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榜样和标杆人物，因为其突出的学识和爱国抱负得到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普通村民对张载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他是宋代大哲学家、是当地的名人的层面上，官方对张载的认可和推崇主要是基于发展地方文化产业、提升地区知名度的考虑。因而当下具体的张载思想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笼统和抽象的，但当地对优秀的中国古代传统元素有良好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张载文化的影响，这种抽象的名人效应在当地社会产生发酵功效，使得诸多优秀的传统习俗如重孝道、重视教育等在当地比较突出。

进一步而言，张载的宗法思想和社会组织的思想对当地影响很大。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注重建设家族组织，统治者试图用宗法组织来教化和组织民众，以此来改变一盘散沙的乡村结构。同时，在宗族互助观念下，士绅精英则试图以建设大的宗族组织的形式来保护家族利益，以此与侵犯宗族利益的外来势力对抗博弈。关中三村很多从当地走出去的成功人士都怀有报答桑梓的感情，即使他们生活在村庄之外，也仍然关心村庄事务，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这些人也即罗兴佐(2002)所说的“第三种力量”，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村庄争取尽量多的资源与利益，在与村里人的交往互动中，他们也仍然秉持着村落文化传统，这其实是村庄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要求。宗法思想对乡村秩序和村庄治理也有正面作用，宗法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强大的孝文化，关中三村孝道传统传承完整，村民对孝道的践行在村庄中形成了一种集体规范和奖惩机制，老人权威在解决家庭内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中仍发挥有效作用。张载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对个人而言要“学为圣人”，注重个人德行气质的修养，关中三村至今都对教育有着极高的期待，子女教育支出在家庭日常支出中占据比例最大。当地大学生的数量较多，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大学生，甚至一家两三个孩子都在读大学。中考、高考之际，家长都必会去张载祠和张载墓地进香祭拜，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够高中。此外村集体也有支撑教育的举措，对于子女上学困难的家庭有各种补助，2013年社舞村春节补助款的发放中有一项就是“子女就学困难”。关中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甚或不次于传宗接代在农民生命中的意义，这种文化追求已经被赋予了超验层面的价值意涵。虽然张载文化的具体内容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变得模糊，但其文化内涵依旧熏陶着关中地区的人们，宗法思想发展而来的孝道文化和村规民约型塑着农民的行动逻辑，也建构了村庄良好的社会秩序，张载文化已被关中人民内化为日用而不知的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