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佛教与道教的发展在邰坞县已有很长历史。公元579年，大医学家孙思邈以王室多故，入太白山隐居清修，长期研究道教经典，探究养生之术。唐朝时期，朝廷在长安城和邰坞县西南为玄奘法师建西铭寺，1309—1313年，在邰坞县建成了当时全县最大的庙宇——清湫太白庙。
因此庙的存在具有很长的历史，这里的庙有佛教的庙，也有道教的庙，无论是道教神仙还是佛教神仙，只要供在庙里，村民都称其为“爷”，有的庙里既供着佛教的“爷”，又供着道教的“爷”。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与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契合性，因此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太白山脚下的豆文村，从药王隐居于此开始，就与道教文化发生了长期交融与磨合，形成了一体化的文化。而虽然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自唐代以来，佛教就不断地被世俗化，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成为弥勒的化身，金乔觉成为地藏化身，泗州大圣成为观世音化身，少林寺僧成为紧那罗的化身，李靖成为北方多闻天王的化身，济公、疯僧、关羽也都成了佛门之神，韩擒虎、寇准、范仲淹、包拯等死后也在阴间任职，佛教就这样从无神宗教，通过大众信仰的现实需求，从释迦牟尼开始，逐步被本土化，由一神发展为多神，直至发展起一个庞大的神祇系统。因此道教、佛教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融合为一体，相关的宗教活动也嵌入到农民的生活中，但这些宗教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首先表现在糊里糊涂的个体信仰与清晰而多元化的诉求。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人对于庙里供的是谁都比较模糊，只有几个管事的人清晰地知道。在询问村民信什么时，有的信佛，有的信道，但其实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并不明确，一位老婆婆说她信释迦牟尼佛、如来佛和阿弥陀佛。他们虽然对信什么比较模糊，但对自己求什么是很清楚的。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具有功利性，这其中似乎有些贬斥的意思，但其实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体系本身就是功利性的，灶神、土地爷、财神、药王、送子观音，每一个神仙都是人们特殊诉求的体现，是和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有所求才去信仰，这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如果年年风调雨顺，就不必求雨;如果家家都挣了大钱，就不必去求财神;如果人人都身体健康，就没有人去拜药王。而且神仙体系本身的创造，也是因为人们的需求而建立的，这样想来，也很合理。功利性是使民间信仰得以可能的重要基础，因此，根据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所需，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供奉着自己需要的神。
豆文村有些神庙虽然供奉一尊佛神或道神，但却寄托着整个自然村村民的多元化信仰。天旱无雨，人们认为他是龙王;家无子嗣，人们认为他是娘娘;生活贫困，人们认为他是关帝;生老病死，人们认为他是观音。村民烧香拜佛，以期解除焦虑、祛除痛苦、渴求福泽，这是因为唐代以后，中国文化改造了佛教，佛教的发展逐步世俗化。所以，佛神应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而变得无处不在，都成了“爷”。因为都是爷，并且只是随着需求的变化，功能发生变化，因此爷与爷之间并没有过多的层级区分。在天地庙里供奉着三个爷，每个爷占3米长、3米宽的面积。而万佛寺也是，每一个爷都是占着同样大小的位置，用农民的话来说，“你是玉皇大帝你也不可以多占”。
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一直是水乳交融、相共相生的，它是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邢莉，2008:3)，佛教、道教以及一些民间信仰在进入村庄之后，就与人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村民生活一体化的神仙体系安排，这就导致人们对于神仙外形的模糊和功能的清晰认识，因为神的功能价值来源于农民的生活，来源于农民的内心。
其次，这些宗教信仰中具有清晰的自然村认同。清晰的自然村认同表现在建庙塑神这一简单的事件背后有着深刻的意义内涵，对于哪些庙可以建，哪些神可以塑，村民有着明确的标准和选择。
自己村的“爷”
每个庙里供奉的神都不一样，但这些被供奉的神都有一个称谓，就是“爷”。为什么叫“爷”?因为他是自然村的保护神，是自然村里的自己人。为什么说是自己人?在建庙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爷”的认同。庙在自然村具有很长的历史，很多庙都是在“文革”期间被摧毁，后来才开始重新修建，因此庙和庙里的“爷”都是村庄历来就有的，自请进来开始就一直保护着整个自然村，是村里人的共同记忆。比如于家园的灵官庙，相传汉朝就有了，一直保护着村民，因此建庙具有继承性，不能随意引进一个外来的“爷”。虽然所有庙里的神仙都叫“爷”，但外村庙里的是别人的“爷”，自己村庙里的才是自己的“爷”。随便引进“爷”、增加“爷”，“爷”与“爷”之间就会起矛盾，而且“爷”多了也伺候不好。日本学者滨岛敦俊(2008:149)在考察土地庙与特定聚落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聚落与某一特定的土地庙之间有着固定的联系，反过来也可以说，土地庙与特定的聚落之间结成了固定的关系。与城隍庙一样，被看成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下管理神的土地神，有其相应的范围及辖土”，其实不仅土地神，其他被赋予重要意义的神也与特定聚落有着固定的联系。“爷”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因为“爷”不同，“爷”分了派别，人就会分派别，就会形成冲突，打破自然村中人与人的和谐，因此认自己村的“爷”也是为了让自己人不产生矛盾，让自己人之间和谐相处。(www.xing528.com)
大家的“爷”
庙里供奉的“爷”不仅要是自己村的“爷”，还要是大家共同认同的“爷”，不能具有私人性，私人的“爷”因为没有经过大家的认同，只能是私人的“爷”。如果没有得到整个自然村的同意，私人的庙是不可能建在公共的土地上，而且将私人的庙建在公共的土地上，本身也不合法。因此，“爷”本身应具有一种内生性与公共性才能得到认同，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就不会被村民认同。
苏家村在建庙的过程中，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张兴社自己引进了一个神，想要在苏家村的集体仓库里修庙，没有得到村里人的同意，还和村里闹了矛盾，村里人都不认同这个庙。虽然后来庙在别的地方建成了，香火也很好，但和苏家村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后来这个庙需要重新扩建，花了70多万元，苏家村几乎没有人进行捐款。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私人的“爷”并没有成为大家的“爷”，因为这个“爷”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以私人的名义引进来，并不是整个自然村的自己人，村民对这个“爷”既没有信任也没有认同，就无法成为村庄共同体的“爷”。而且这个“爷”的到来还引发了村庄中人与人的矛盾，就更加难以得到村民的认可与支持，所以，即便这个“爷”很神，村民也不承认他。自己村的以及大家的“爷”强调的是“爷”本身具有村庄层面的内生性与公共性。
再次，佛教、道教深刻地嵌入在家庭秩序中，对村庄秩序影响深远。佛教与道教对于村庄本身具有内在性与公共性，这两个性质决定了它们所依赖的秩序与村庄本身的秩序具有一致性，与家庭秩序也有一致性，因为家庭是村庄这个大家中的小家。庙与庙里的“爷”同样也教育农民要维护家庭的秩序，佛教与道教的神仙都被称为“爷”，都是农民的家人或者说是保护农民这群孩子的家长。在参加庙会的过程中，能看到很多被家长领着的年幼的孩子，在一个个“爷”面前磕头，双膝跪地之时，在他们的心灵里也埋下了敬畏的种子。而且这种对大家的神圣的“爷”的信仰同样也会对具有一致性的小家的“爷”的敬畏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关中农民的自述:“小时候，母亲拉我进香，按住我的头说，快给‘爷’磕头!我对佛祖肃然起敬，朦胧觉得，‘爷’是至高无上的，甚至逢年过节，我给我爷爷磕头拜年，也有一种拜佛的虔诚!”在这种敬畏神、敬畏“爷”的过程中，关中人也学会了尊敬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道德。
表三 豆文村庙宇基本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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