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的公共和私人维度

整个邰坞县有8个教堂，1892年，英国教士濮德仁来邰坞县传教，在豆文村建起“福音堂”，当时人数不多，规模也很小，教堂一直建在窑洞里，直到1955年才搬出来。“文革”期间教堂被改建成仓库，直到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放松，组织者才向陕西省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成立了一个合法的三自教会，并建成福音堂。福音堂占地面积大概有200平方米，有一间能容纳300多人的主教室，旁边还有几个小房间，办公、上小课以及炊饮等都能够在那里解决，中间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豆文村的这个教堂所辖范围只限于大道镇，信徒人数从大集体时代的100人增加到现在的600多人，1993年发展最快，从原来的200人迅速增加到500人。豆文村有100多人信仰基督教，而其他信徒则分布在15个不同的行政村。下面，我们来看基督教具体的发展状况。

拣选信众

信众以老年人和女性为主，用信徒们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由神拣选而来的。我们从现实的案例中来看神是如何拣选信众的:

首先是一种突发性的拣选，这种拣选主要发生在个人患病或者困难无助之时，而这时候神的使者也就是信徒作为传教者出现，将这些人领到神的面前。

郭占友的妻子:原本家庭生活幸福，但是患胰腺癌之后，就开始四处寻医，家里负债累累，最后一个中医开了方子，并说如果这个药吃了之后仍没有用的话就不用来医院了。由于郭占友的姐姐和父母都信基督教，这时就劝他们夫妻俩信教。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俩人走进教堂，听圣歌，做祷告，她说第一次听就觉得虽然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很舒服。之前行动不方便，也不能进食，从教堂回来后就好些了，居然吃了点东西。那天晚上她还获得了神秘的体验，有三个神(鬼)站在她的床边，好像商量着不把她带走之类的话。由此，夫妻俩更加坚定，就一直坚持去教堂、做祷告，身体竟也逐渐恢复，两个人现在都成了忠实信徒。

李女士，教堂里的执事，曾经脾气很大，容易生气，和婆婆丈夫的关系都很不好，以致患了乳腺增生，自己尽量不理婆婆，但因为一直受气，病也一直治不好。某天，一个人给她传福音，问她“如果婆婆骂你，你恨不恨她?如果恨，就有罪，因为恨人就是杀人”。于是李女士被领进教堂，做祷告之后，就开始渐渐地不去恨别人，之后乳腺增生就好了。也因为得到圣经的指示，她和丈夫的关系逐渐和睦起来。家人看到她的变化，也跟着信教，现在全家都信，儿子在大学找的媳妇也是全家都信，两人因此结缘。教义要求他们和有同样信仰的人结婚，因为有同样的信仰，就有共同话语，而且因为“爱”，两人会相处得很好，没有矛盾。

在这个拣选的过程中，除了因为生活遇到困难、无处寻求帮助的情况，可以称为“绝处逢生型”外，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被感召，而进入宗教信仰体系，这种人可以称为“情感连带型”。情感连带型的信仰往往是基于对信教亲人的信任与“爱”，可以说是神的辐射而产生的结果。也有些人是因为这两种原因综合产生的，也就是说本身的生活存在困难，而家庭中又有人信，则通过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带入也是很正常的。情感连带型这一类人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也可以称为后天型或者先天型。前者是在有自我意识之后，经过感召的主动选择，比如前面提到的郭占友、李女士的丈夫。而后者则是在没有自我意识之前，将这种信仰灌输进个体的意识甚至是生命里。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信徒的孩子，他们自小受基督教的熏陶，自打在娘胎里就被决定要加入基督教，年幼时就被带入教堂，听圣歌，听祷告。在做礼拜的时候，除了主教堂里的大人们的祷告与唱圣歌活动，旁边的两个小教室里还有青少年班和幼儿班。青少年班由一个执事的儿子进行授课，给孩子们讲解圣经，放视频，领着他们唱圣歌，进行祷告。其中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孩，自小就开始信教，到了学校她到各个寝室去找信徒，然后结成团，进行宗教活动。幼儿班大多都是5岁以下的孩子，家长在教堂里唱圣歌和做祷告的时候，这些孩子被类似于幼师的20多岁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唱圣歌，通过像上课一样强调纪律，运用批评与表扬等方法来组织他们。

基督教的血液自小就在他们的生命里流淌，他们的宗教基因决定了他们的信仰基础，以至于被“信仰”了。而且这种基因通过参加宗教活动，寻找宗教共同体形成认同，并通过嫁娶一个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而被不断强化，这种生长在骨子里的宗教力量很难被改变，并且具有产生更大的辐射作用的可能性。在孩子的身上，基督教的力量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种力量的根源要到基督教这个组织本身的作用机制中去寻找。

组织方式

广撒网:以教堂为主体，以礼拜点为分支

因为一个镇只有一个教堂，只能满足信众周日的礼拜活动，而一些距离比较远的信众有时就没办法参与。所以就在各个村设置礼拜点，找一个对教义理解比较深刻、忠诚于自己信仰的“老师”，在他家里由他来主持礼拜，根据农活情况来安排具体时间，一般设在周二或者周三，以此满足信众的活动需求。

严组织:科层化的组织体系，分工明确

在他们的组织体系中，有严格的层级性，从上至下主要有牧师、教士、长老、执事，以及传道员。牧师因为对圣经特别精通，每一章都很熟悉，通过教授圣经，牧养信众。教士，位置次于牧师，也是负责牧养传教。长老主要负责监督执事依圣经来组织活动，也可以进行传教。传道士则主要负责讲课。前面几个都是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具有资格。执事则是管理人，由教会的执事会进行推荐，管理教堂的日常事务。

教堂还有看望组，如果信徒家里不和或者家里有人生病，传教士就会去看望，传福音。教务组，主要是负责礼拜天讲道。祷告组则负责和神对话、进行求雨等活动。财经组则负责教会的各项收支，有会计和出纳，教会的收入主要依靠信众的奉献，每年有7万到8万的收入，支出主要在平日的活动花费、传教士组织培训以及圣职者的工资发放，还有就是做一些基础建设，比如装空调、建教室、买玩具等，每次活动做完之后都要公布收支情况。

定期化的活动(www.xing528.com)

教会的常规活动是以周日礼拜为主，一年有50多个礼拜。做礼拜除了唱圣歌、一起祷告之外，还要做“见证”，见证是将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得到神的庇佑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彰显神迹。每年2月10日和6月25日是两次大型聚会，有持续5天的活动，需要到外面请牧师和长老来讲课。圣诞节也会进行两天的聚会，给老人发纪念品。除了这些之外，全镇还设立了35个小礼拜点，每周二、周三晚上到各村管理人的家中聚会，进行祷告、唱圣歌、讲经、看视频等活动。

传教机制

基督教通过完善的组织体系和常规化活动，能够长期动员和组织信众，更好地教化信众，从而维持教会共同体的稳定性。结合信众的特点，以及基督教的组织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特殊有效的传教机制。基督教是以治病救人为切入点，通过给那些在生活困境中找不到出路的人以慰藉和关心，让他们在教会中找到寄托与依靠，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使他们进入基督教，再通过常规化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濡染，比如圣歌以及见证等活动，坚定这些人的信仰。因为教派的出现通常与五种匮乏相关，即经济匮乏、社会匮乏、机体匮乏、伦理匮乏和心理匮乏(罗纳德·L.约翰斯通，1991:128—130)，当农民身陷困境时，就会出现与这五种匮乏相关的连锁反应，而参加基督教会可以满足这些弱势群体的娱乐、教育等多重需要，除了这些精神慰藉、道德教化外，信徒间还有各种互助合作，这可以缓解村庄中弱势群体的困境(王思明、田雄，2008)。当这种信仰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信徒就会向身边的人传教，由于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亲密性，农村社会中的“差序”关系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开始也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信徒的家人，家庭成为了宗教传播的发散源。当他们找到家庭这个发散源之后，就采取非常有力量的策略，“从娃娃抓起”，在孩子身上播下基督教的种子，同时也向亲人朋友宣传教义。

作用机制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能量，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作用机制。首先它就像是悬崖上的一棵救命树，给那些深处绝境的人提供心理救济，这类人的生命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困苦找不到一个支点，基督教成为了他生命的寄托。这种寄托就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的力量能够给生命以动力。当他抱着怀疑的心态进入教堂，看到很多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以及曾经像他一样后来因信教而有所改善的人，他不仅得到了情感上的支持，同样也让自己找到希望，在多次互动交往中逐渐生成更大的力量。而且这个宗教共同体还满足了他们的交往需求，在交往中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更多的活力。这些情感性和精神性的慰藉很有可能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获得对抗困苦的力量，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救。进入教堂之后，他们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获救，那就是进入天堂，即便他们失去了现世的生命，他们还有可能让生命在另一个世界延续，生命又有了另一个寄托。这个层次的寄托逐渐成了大部分普通信众的寄托，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进天堂才信”。为了生命获救以及能够进入天堂，宗教教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对他们进行规训，因为要想获救，就要遵守教义，才能感受神迹，这样规训就获得了合法性。获得合法性的规训通过介入个体生命，改造个体，让神充分占有信徒，把信徒身上既有的东西驱逐出去，使其成为全新的人。

基督教对于个体的改造，除了在意识形态层面展开，还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发挥作用，影响他们对交往群体的选择。对信徒生活方式的改造主要体现为对旧有行为习惯的否定，首先表现在仪式中，在丧葬仪式中基督教教义规定可以哭丧挂孝，但不能烧纸磕头，不抬食摞，不设灵堂。丧礼一般要举行三天聚会，尸体停放三天，如果不办聚会，举行追悼会之后，第二天就埋了，这种丧葬方式与传统的丧葬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在结婚仪式方面也存在差异，基督教要求不拜天地，只读结婚证，发圣经，并由唱诗班给新人祝贺。在葬礼上组织祷告，在婚礼上发圣经，婚丧嫁娶等仪式成为信仰传播的场所，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这些仪式已与原先一体化的生活发生断裂，仪式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在村庄生活中已经发生变化，进而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其次，基督教信仰还改变了信徒的交往群体，教堂的日常活动除了让信徒获得与有共同信仰的人交往的可能，信仰共同体还会进入信徒的日常生活，互相之间走人情，形成互助群体，进而对村庄中原有的交往关系产生一定的挤压与排斥，信仰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原生的共同体进行了替代。教义还要求他们嫁娶有同样信仰的人，与同样信仰的人生活，这种要求限定了他们的亲密关系范围，从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使得他们的宗教环境更加纯粹，宗教信仰更加稳固。信徒从观念到行为都被全面改造，教会的影响渗透进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挤压着旧有的意识，旧有的生活方式，旧有的交往群体，填充了新的意识，并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建构新的交往群体。

这样的个体被改造成一个新的个体之后，他就会产生区别于原先社区生活中的新的意义与归属感，但个体本身又仍然生存在原有场域中，这种新的意义与归属感与个体所在的社区产生了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是如何产生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来讨论。

与原生社区的张力

基督教本身的力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该结合社区本身的特征来讲，在不同的社区中形成的张力的大小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我们可以从两股力量在个体生活中的博弈方式来进行观察与分析。

首先，基督教的力量为何能够进入社区?在豆文村，村民对于家庭和村庄的归属感都很强，村庄尤其是自然村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关系结构的社区共同体。村民们在这个共同体中可以进行充分的社会交往，获得情感的满足，在家庭与自然村中获得归属感，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那么，他们既然对家庭与村庄有强烈的认同感，为什么还要去寻找新的信仰与意义寄托?因为这种共同体没有办法帮他治病，没有办法帮他找到继续正常生活下去的途径，他已经没有能力参与村庄的共同生活。村庄最多能给他一个低保，村里的人也可以借钱给他去看病，给他一些安慰与支持，但这些很难帮他把病治好、让他找一个媳妇、让他生一个儿子。在这个时候宗教信仰给了他一棵救命稻草，为他提供心理、情感救济与新的意义寄托，这是原本的社区共同体无法做到的，这样他便被从社区中领进了教堂。因此，我们所调查的基督教信徒大多都是绝境逢生型信徒。而从基督教方面来说，弱势群体尤其是那些“无药可救”的弱势群体成为基督教进入村庄的切入点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我们在教堂中看到的也多是些柔弱的老人、妇女，有的甚至是残疾人，甚至是被轮椅推着进入教堂，这也就是他们说“平平安安的人很少被神拣选”的原因。

宗教本身的意义在这些人身上得到彰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解决问题时，就会在超越性层面做一些尝试，这是对人在现实生活中希望泯灭的一种补充与救济。而在原子化、个体化的农村，“无药可救”的人大多选择了自杀，这里自杀现象很少当然离不开村庄本身的支持，但宗教信仰的功能也不可忽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弱势群体不选择信仰与自身文化具有一致性的宗教比如道教和佛教呢?这就要分析不同宗教形态的特征，来比较他们和村庄的关系，发生作用的机制的区别，进而对人的影响的区别来解释这一问题，在我们讨论完佛教与道教后再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

那么基督教是如何进入村庄社区的呢?作为一种外在性宗教，要进入原本就具有比较强的规范与认同的村庄，就必须做出一些妥协。这些妥协表现为一种友好的融入，比如在日常的祷告活动中，祷告内容会呈现出一种本土性倾向，日常祷告不仅要为教堂祷告，为执事祷告，为自己和家人祷告，还要为国家领导人和村干部祷告。在与行政力量打交道时，他们会尽量搞好关系，有时基督教会也会协助村干部管理村庄，如果村里的某些政策在个别信徒那里遭遇实施阻力，而村组力量却无法解决时，就会来找教会进行协调，教会也会协助村干部将问题解决，福音堂的负责人虽然不是豆文村的人，但和村干部之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出现在乡村内部权力格局之中，这促使各个权力主体在村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相互关系发生了调整，但教会组织也会把握政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对稳定的要求，以及对宗教组织“政治化”的警惕，而尽量不去动摇村庄已有的权力格局，这就为基督教组织争取了合法生存的空间。同时，有学者调查发现，为了自身的发展，基督教组织总是积极地为村庄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以此赢得村庄的舆论支持，排除自己作为异质力量进入传统乡村系统的阻力，并通过给予信徒帮扶、慰问和部分生活保障，增强组织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李浩昇，2011)。

在豆文村，村庄与基督教之间基本上比较平和，没有产生过什么冲突，但平和不代表没有问题。信徒为什么能被教会说服，而不被村干部说服?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就能看到基督教对私人生活的改造，从私人性改造入手，基督教徒在日常的宗教活动中建构起新的团体组织，它既是信仰共同体也是行为共同体，信徒在交往互动中逐渐习得新场域中的惯习，生成了新的结构力量，这种结构力量型塑了信徒的行为逻辑和价值观念，使得信徒产生了外在于村庄的力量，这形成了村庄原生力量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农民之所以转到对基督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乡村信仰的弱化，市场经济对人们精神追求的蚕食，从而给基督教留出了生存空间和生长条件，当底层农民越来越依赖基督教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物质上的救济与帮助时，农民就会将权威认同由基层政权转向神权，进而有可能忠诚依附于基督教组织，这对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权威基础将会是一个挑战(吴理财、张良，2010)。信徒在村庄之外找到了更加强有力的归属与认同，这必定会对村庄本身的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被图谋不轨的力量动员起来，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