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三村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主要得益于水果产业的发展,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果园,发展水果产业,人均年收入能够达到1.2万元左右。当地也形成了调整土地的传统,自分田到户以来,各个小组都是每三到五年就对土地进行一次小调整,做到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因为大多数农户之间土地规模比较均衡,又都依赖于果业种植,因此,农民之间的收入分化并不是很明显,村庄的收入层次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
以豆文村为例,豆文村的经济分层呈现出一种少量的富人、少量的穷人和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的样态。从八组来看,102户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不超过6户,这类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有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依靠农业致富,通过办冷库,承包土地搞规模经营来获得比一般农民更多的收入。另外一种就是依靠外出经商、包工程等来实现。贫困群体人数也比较少,主要是因病致贫,且都是大病。八组比较明显的贫困户大概有3到4户,其中一户的户主儿子当兵回来后发现得了胃癌,每年吃进口药,一年要30多万元。另外一家是户主得了肺癌,定期化疗花费大。还有一家是两人都有残疾,加上户主死亡,其妻子也患有脑溢血,家庭的困难可想而知,两个儿子也有成为光棍的可能,大儿子29岁至今尚未结婚。除了第三个家庭,前两个家庭在家庭成员生病之前家庭条件都比较好,这一类农户主要是因为疾病造成家庭负担突然加重,耗损了以前的家庭积累,同时劳动力减少,甚至造成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导致家庭的生活和再生产都受到了影响。而村庄中90%的中间阶层,他们的年收入都在五六万元的样子,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依托“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来实现。这些中间阶层的家庭首先依赖的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稳定的相对粮食作物种植来说比较丰厚的收入,这份收入可以和选择外出务工的收入持平。因此农业收入是这一阶层的重要保证,由此农业收入的重要基础即土地资源则变得更加重要。而村庄稳定持续的土地调整,使得每个人都有获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可能性,保证了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这为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中间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这种中间阶层占大多数、经济结构呈现出扁平化形态的村庄中,中间阶层对村庄各个方面的影响就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间阶层拥有独特的社会禀赋,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在村庄事务中释放着中农价值的角色,因此分析这个中间阶层的特点对分析乡村治理机制和村庄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杨华,2012)。(www.xing528.com)
首先是中间阶层的在村性。在我们之前调查的沙洋农村,村庄也呈现出扁平化的结构,但中间阶层并不是依托村庄来获得稳定而丰厚的收入,因为种植粮食作物,大部分农民的农业收入十分微薄,农业的年收入平均只有5000元左右,和打工收入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差距,村庄中间阶层主要是依靠外出务工来保证自身的收入,因此沙洋农村的中间阶层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农村,他们的利益关注点也具有外向性,与村庄的关系并不紧密。而关中三村的中间阶层大部分都在村庄中生活,依托村庄,关心村庄,村庄的发展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村庄中的大多数,必定会对村庄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也是我们后面讨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是富人群体对中间阶层的依赖性。豆文村的富人群体是依托中农阶层的力量而产生的,因为大多数富人群体经营的都是和本地农业经济有关的行当,冷库是最明显的例子。冷库本身就是随着猕猴桃的种植应运而生,而且冷库的建立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以及收购等都依赖于村庄的中间阶层,因此大部分的冷库都是依托村庄的熟人关系进行经营,他们同样依托于中间阶层所凭借的经济作物获得家庭收入,农业收入作为他们资本积累的前提,也是他们成为富人群体的基础。比如那些在镇里经商的富人群体,农业收入在他们的收入结构中同样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而农业收入同样作为他们承担风险的大后方,给了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也使他们拥有了可进可退的从容姿态。富人群体对于中间阶层的依赖性使得他们也很关心村庄,因为村庄的发展同样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相对于庞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富人群体只是少数,他们对于村庄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决定了他们在村庄中的依附性地位。此外,少数的贫困者其实往往也由中间阶层转化而来,在生病之前,或者家庭结构比较完整的时候,他们都和大部分家庭一样处于中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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