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生活的公共性与特征：以豆文村为例

村庄公共活动是在村民的闲暇时间开展的，因而我们先从村民的闲暇生活入手。关中三村以果业种植为生，经济作物的收入较高，因而这里的农民生活中心仍在村庄，经济支撑仍以农业为主，所以农民的闲暇生活的安排就会随着农业生产来进行。以豆文村为例，种植猕猴桃、李子等经济作物，生产管理时间十分分散，而且经济作物对持续性照料也有一定需求，如果没有定期和及时地看护，果树因而出现问题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农业生产在时间安排上的分散性与持续性并存的特点决定了农民的非农业生活细碎化，农民不能完全外出打工，只能在附近做一些零工，这也就决定了农民的闲暇生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安排。在之前调查的湖北省的一些农村，农民大多外出务工，闲暇生活的安排不是由农业生产来决定，而是由市场化的需求来决定，时间的分布就会相对集中一些。而且因为农民外出务工多数从事于“非正规经济”(黄宗智，2009)，缺乏健全的规章制度、福利保障和法律保护，其闲暇时间被大大压缩，这些农民大部分的闲暇生活都在村庄之外进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到村庄。这种不同时空定位是讨论农民闲暇生活性质的基础。

从整体上来看，豆文村的闲暇生活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可以从闲暇生活的主体的特点、公共空间的状况以及闲暇生活的内容差异来进行分析。

首先是达到足够的人数规模是公共性的前提，一个人谈不上公共性，因此拥有一定的在村人口便是使闲暇生活具有公共性的基础。因为果业收入的吸引力较大，加上他们口中的“恋家”的影响，很多农民都在村庄中生活。除了有一定数量的在村人口以外，农民对于具有公共性的闲暇生活本身拥有诉求也很重要。公共利益的关注是公共性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个利益关注点也主要是围绕农业的生产生活来展开的。由于农业生产中个体化力量不足的时候，往往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来完成。比如豆文村地表水不足，需要通过打井来解决灌溉问题，一口井100多米有的甚至达到200多米深，这就需要大家的合作来完成。而只有建立一定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沟通与合作，这就需要进行一定的社会交往。而围绕农业生产闲暇生活的安排就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一，因此具有公共性的闲暇生活就成为了共同利益实现的条件之一，这也就决定了具有共同利益关注点的农民对于公共性闲暇生活的共同诉求。

有了人，有了诉求，还要有闲暇时间，农民闲暇时间的相对同步性与共时性也是必要的。如果每个农民的闲暇时间不同，那么就不可能有公共性的闲暇时间。和城市职业化以及固定化的闲暇安排不一样的是，农民的闲暇主要是农业生产之余的闲暇，随着农业生产的律动来进行变化，季节性以及自主性也都比较强。但这种自主性并没有导致不同农民的闲暇时间安排不一样，因为农民在共同的环境中生活，种植基本上相同的农作物，农业生产的律动基本上一致，对季节，对气候的感知也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因此对于什么时候劳作，什么时候休息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从整个时间安排来看，大部分农民的闲暇时间安排都具有同步性与共时性，这也是保证闲暇时间的公共性的重要条件。

另外村庄拥有发达的公共空间也很重要。曹海林(2005)认为“村庄公共空间是村庄社会有机体内以特定空间加以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大体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在豆文村，村民居住比较集中，巷子两侧房屋面对面分布着，不同的巷子之间由十字路口连接，中间的空地上修建了大小不一的广场，这为村民集中进行闲暇生活的安排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村庄到处都是大家进行共同活动的地方，可以区分为正式与非正式公共空间，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主要包括村民家的门口，巷子之间的十字路口、凉亭、小广场、老窑洞、冬天里农民的热炕头等地方，而正式的公共空间则包括村里的会议室，庙以及组长的家里等。从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来看，可以分为封闭型，如村委会，只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进入，包括村组干部、党员以及村民代表等。半开放型的公共空间，如自乐班、社火和庙会等，则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或者说是兴趣爱好，进入和退出都有一定的限制。而开放型的公共空间如窑洞、村民门口、小广场等，村民都可以自由地进入与退出，没有什么限制。正是因为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不一样，不同年龄性别的农民都可以参与到村庄的公共生活中。

其实闲暇时间的活动本身就具有公共性，村里闲暇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首先，聊天是豆文村农民打发闲暇时间最普遍的方式。每天傍晚晚饭时，村民就会聚集在某家家门口，或是十字路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天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除了晚上时间外，老人们没事的话，白天还会在大树下、小广场、十字路口，一边乘凉，一边聊天。下雨时，住得邻近的村民会集中在某家门洞下或是凉亭里或是打牌或是聊天，旁边还会站着或坐着几个观摩看热闹的人。妇女们也会聚集在某家门口，三五成群一起聊天。天气炎热时，部分男性村民还会集中到离家不远的窑洞去乘凉，某天下午我们去与村民访谈时，发现附近无一男性村民，后来村里的一个阿姨告诉我们，男人们都到窑洞乘凉去了，根据阿姨的指引，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废弃的窑洞，如果没有村里人的指引，外人是很难发现里面有人的。窑洞的门一半已经被土掩埋掉了，只剩一个小小的洞口，但走进窑洞后，却被里面的场景完全震惊了，黑漆漆的洞里面居然聚集了二十多名男性村民，年龄都在五十岁左右，也有几个年纪更大点的，还有两个小男孩。其中一部分人在打牌，有些人在观战或等待接替，还有一个人在睡觉，剩余的村民则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聊天。关中三村的公共性活动对人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聊天是村民打发时间了解村庄的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方式。但在湖北调查时，除了商店和麻将馆会有一些村民闲聊，很少会像这里一样，一有时间，村民就三五成群在不同的公共空间集中起来闲聊。在山东调查的情况也与这里不同，那里只有个别老人会参与聊天，多数老人都选择看电视来打发闲暇，当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权威无法自发形成时，村庄的公共性就趋于解体，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被看电视、上网等私人性和个体性活动所取代(吴理财，2011a:86)。(www.xing528.com)

从聊天内容上来看，豆文村农民除了聊一些国家大事以外，更多的是聊村庄里近期发生的事件以及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调查期间，正好赶上抗旱，村民聚在一起时就会聊到谁家的地旱死了，是怎么旱死的，谁家的抗旱方法好，怎样进行借鉴学习。比如有一户年轻人地里有草，但他不用除草剂，只是用割草机把草割一下，而草根还是保留在地下，一般村民认为杂草会争抢肥力，而且浇地时也会浪费水，但是这个村民却认为正是因为有草在，可以保存土地水分，因此，在大旱时别人要浇两次甚至三次地才能解决旱情，但是他浇一次就可以了。村民也会聊到村组干部的工作表现，以及村庄的水利设施等公共物品的建设情况，并会对村庄里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评价，讨论这些事件的安排合不合村庄规范，有没有违反村民的共同价值观念，如红白喜事和养老等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聊天作为一种公共舆论在关中三村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这些场合形成了一种公共领域，这是一种具有批判功能的场域(哈贝马斯，1999:15)，对村庄治理形成了一种监督功能，在聊天过程中村庄文化和村民共识得到再生产，这为维护村庄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实现村庄的善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其次，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和宗教活动也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求。关中三村的传统文化活动保留得还比较完整，社火是从古保留至今的一种传统文化庆典活动，每年春节或是举办大型活动，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类组织都会请豆文村表演社火。在齐家堡自然村，村里的大人小孩基本上都会玩社火，每次社火活动至少需要50人，一般都在200人左右，以堡子为单位。齐家堡还设有制度健全的社火组织，一个会长，4个副会长，会长主要负责人事安全和道具设计，4个副会长分别负责人物角色安排、道具支架设计、演员化装工作和道具彩绘工作，除会长和副会长外，还设有专门的会计和出纳，负责财务工作。每次社火的表演一般都是先由县、镇政府或是企业等非政府组织到村里邀请，由组长或是社火会长接待，商讨活动安排，接着社火组织成员要准备道具，确定具体人数，由组长去安排叫人，进行人物角色分配。大型社火表演需要进行三天，而通常情况下则只需一天。社火表演整个过程中的花费都由邀请方来承担，每次社火表演结束后除去道具维护更新外，如果有资金节余就会分给参与社火的村民。对于参与社火表演这类集体活动，村民一般是不计较收入多少的，他们认为办得好的话可以增强集体荣誉感，自己脸上也就更有光、更有面子。董磊明(2010)认为公共活动的减少，公共空间的萎缩将使村庄社区的集体记忆衰弱，而集体记忆的强度直接影响到社群的认同，集体记忆的消失，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的消亡。没有了集体记忆，即使生活于同一场所中，也可能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进而村庄将不再是一个亲密社群和熟人社会。而社火表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活动，作为村庄的历史记忆，传承着村庄传统文化，也强化了村民的集体意识。

除了社火表演外，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庙会，这里每个自然村都有庙，大部分在“文革”时期都遭到破坏，但最近几年又得到修缮或重建，修庙是村里一件很重要的公共活动，需要经过集体讨论，达成共识，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由于庙的存在，这些村庄都有庙会，大型庙会也是村庄的一次大型庆典，所有村民几乎都会参加，极其热闹。庙与庙会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使村民可以定期地参与这样的公共活动。

在传统的民俗活动、宗教活动以外，豆文村还有自己的文化组织，主要是自乐班，是由爱好秦腔的村民组织而成。自乐班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之前一直属于民间自发生成的松散的兴趣小团体，现任书记王书记上台以后，村委会设置专门的干部负责村庄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自乐班的发展，由村委会出资为自乐班购买乐器、服装和道具等物品。自乐班除了自娱自乐以外，还会参与村、组以及乡镇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比如村里的“三八”节、重阳节、纳凉晚会等活动，有时还会到各小组召开普法晚会、代表村里外出参赛等。村里没有活动时，自乐班每天晚上就到村委会自编、自演、自唱，周边一些村民也会过去观看欣赏，凑个热闹。最近几年，豆文村也兴起了广场舞，每天晚上二组村民以及附近其他组的村民，以妇女为主组织到村小广场上跳舞，而男性村民以及老人们则坐在周边聊天。与我们在湖北等多数地区看到的热火朝天的打麻将情景不同的是，这里的村民很少有打麻将的，即使打也只是个别几个男性村民自己娱乐一下，女性更是不会参与进去打牌的。这种良好的村风是与本地丰富的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村民可以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文化交往来打发闲暇时间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充实自己的生活，而很少参与到打麻将、赌博之类的活动中去，就如村民所讲的“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好一世穷”，村民的生活面向是向内的，他们勤劳务农，积极参与村庄公共活动，培养起集体意识，在健康积极的公共生活实现自我，追求更好的村庄里的生活。

因此，可以看到关中三村存在着发达的公共空间和大量的公共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共活动并不是以寻求热闹和打发时间为目的。村民们通过每一次公共活动都会直接或是间接地参与到村庄事务中，并对村庄事务进行讨论和评价。通过非正式的聊天，可以产生村民意愿，形成村民共识，并通过村民代表反映到村组干部那里，这不仅降低了村庄治理的成本，而且丰富的具有公共性质的闲暇活动也会强化村庄的公共规则和村落共同体意识，进而强化村庄的公共规范，为村庄的善治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张良(2014)认为村庄公共性是由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权力介入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村庄大量青壮年不断流失，村庄社会日常生活逐渐丧失熟人社会的特征，日渐呈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吴重庆，2002)，因而对于这类地区，关键是国家要通过重塑村集体权威的方式建立地方政权与村庄社会的连接，同时地方政府也必须重视培育和扶持农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