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交往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在村庄中存在着三种秩序:以代际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秩序，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和以人情为载体的社会秩序。在村庄社区生活中除了天然的血缘关系以外，村民之间更多的是地缘关系，而这种地缘关系又是如何结成的，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其实人情往来也可以看成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通过走人情解决生产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翟学伟(1993)认为人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体现了传统社会中对家族制度的重视，但后来，人情关系就从家庭泛化到了社会，其运作对象更加广泛。由于中国社会是情理合一的社会(翟学伟，2004)，人情、面子、人际关系就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这在缺乏流动性的传统农村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人情一直就是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仇小玲、屈勇，2008)。

人情交往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关中农村的人情是一种公共性的人情，尚未出现变异，人情名目在当地一直是固定的，没有人出于私心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村民对于人情的预期长，看重的是彼此间长时段的互助与合作。当地在结婚时的走人情主要是送红被面和礼金，礼金的数额不是很大，原来是几十元，现在则在一百元左右。同组村民和其他普通村民送30元，关系好的则是50元，同门子的送50元或者100元，兄弟之间可能会多一些，亲兄弟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搭礼，在重要的时刻还要相互给予帮助。丧事上的搭礼方式要多一些，比如附近的村民拿几张纸前来吊唁一下即可;存在亲戚关系的就拿蒸礼，所谓的蒸礼就是馒头，这是传统的延续，过去办红白喜事时都要来很多的客人，而主人家又没有足够的饭食可以招待，拿蒸礼就相当于是客人自备饭食，也相当于是自己带一些食物帮助主人待客。现在虽然办酒席时已经用不到那么多的馒头了，但是这项风俗还是继续流传了下来。不过现在有人认为拿这些蒸礼太麻烦也不合实际了，就改为送干礼，即送一些饼干、蛋糕等成箱的食品。实际上拿多少礼，有没有实用价值并不重要，更多的是发挥表意功能。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食摞，即通常所说的供品，要向逝去的人上供，拿食摞的人都是关系比较亲近的人。若是女性去世，需要女性娘家人带此物;男性去世，则是舅舅家的亲戚带食摞过来，可能舅舅早就过世了，但是表兄弟、表侄子还在，就由他们来负责准备，其他朋友尤其是有经济来往的朋友则更多是用礼金来表示，但这个数额也比较少。生子方面的人情走动基本上由妇女来完成，主要是送一些鸡蛋、红糖、花衣服和玩具等小孩子的用品，这种礼物的花费也不大。

建房在关中农村也算一件大事了，在浇顶的时候，亲戚、朋友都要来“帮忙”，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帮忙，上去几个能干活儿的年轻人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是到房子里热闹一下。因而所谓的“帮忙”，也就是来赶个人情，但并不会通过礼金的方式来表示，更多的只是来表达一下祝贺。关系亲近的亲戚朋友要带肉过来，其他人则拿一挂鞭、一个红被面就可以了，主人在这天也要准备酒席招待客人。过去的时候建房是需要找一些亲戚朋友来完成的，但现在建房标准提高，而且人力成本上升，无偿劳动显得不太合适，就需要请专门的匠人来建设房子了，所以此时的“帮忙”也就更成为了一种仪式。除了上述几件重大的、需要搭礼的人情事项之外，日常生活中村民之间还有相互的换工。比如在农忙季节，有些人家的活儿比较多，或者赶得比较紧，就让那些任务相对轻松的人过来帮下忙，对于换工这种现象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人情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当地老人在70岁左右会退出人情的走动，村庄内部的人情关系会接续给已成婚的子代。子代成婚以前，人情走动的对象是自己的同辈群体，但此时是一种非正式的人情往来，成婚后，子代就要正式代表家庭逐渐参与到亲属关系的维护与延续中。对于核心的亲属关系，在子代成婚初始时父代和子代都会去走动看望，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后父代方才退出，子代接替父代进入到血缘和地缘关系社区中，即完全嵌入在村庄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中。

人情的边界:杨国枢(2004:101—105)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按照亲疏远近程度不同分为三大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及生人关系，而相对应的原则分别是责任原则、人情原则及利害原则，所以人情主要存在于熟人关系当中。关中地区搭情的群体是以自然村为边界，即本堡子村民之间要维系人情走动，随礼的边界是自然村，而换工群体则是以门子和小组为边界，办理红事时要请来帮忙的人都是同一个门子的人，白事涉及的范围则更广，要请的不仅包括同一门子的人还有本小组的全部村民，在这些活动中办事的家庭需要亲自上门通知亲戚邻里。

人情消费:普通家庭的人情消费每年在3000元左右，人情负担相对较轻，一般家庭都可以承受，村庄内部并没有抱怨人情消费繁重的现象。而具体的随礼金额则依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堡子里的普通村民之间一般随礼30元，私人关系亲密者随礼50元，同一门子内部，亲兄弟之间随礼金额重，其余群体一般随礼50—100元。而在我们调查的湖北地区，人情已经异化为村民竞争敛财的工具，人情名目繁多，除了红白喜事以外，孩子满月、1岁、10岁、20岁等逢十都要办一次酒席，还有考学、参军以及建房，都要做人情办事，每家每年用于人情方面的开支就要五六千元，而人们为了把送出去的钱收回来，就变着法地去办事，甚至修个猪圈都要请客，这些地区的人情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当中。

人情的功能:其一，互惠互助。当下人情发挥的这种互惠互助功能主要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和红白事中的换工合作中，而礼金本身发挥的资源补给作用已渐趋丧失。当前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般家庭都可资金自给而办好家庭大事，礼金并不高，它只是作为一种关系符号保留下来，其实质作用已经丧失。其二，注重情感体验。村民之间办红白事时，同一门子的人都来参加，即使需要帮忙的事务很少，这些人也要聚在一起。家门间的互助即便没有实在内容，它也会带给村民感情上的慰藉，自家办事，一门子人都到齐，主家会感到踏实。(www.xing528.com)

人情的规范:其一，座次安排有讲究:舅舅、姑父、姨父要安排在酒席的上座，如果这部分亲属人数过多，实在难以安排，年龄最大的舅舅、姑父、姨夫必须坐上席，其余则可以在上座两侧依次就座。其二，请人必须到位:办事家庭若漏掉该请的村民，那么就等于没有遵守村庄规矩办事，漏请的人会感到自己不受办礼家庭的敬重，而与办礼家庭产生隔阂。其三，吃酒席有次序:亲戚先吃，其后是本堡的普通村民，然后是同一门子的人。最后，这些亲戚吃完饭负责打扫卫生。当地虽是吃流水席，但是酒席的位置和吃酒次序都是有规则的，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传统和地方规则，而在这些规则的不断实践过程中也再生产了当地的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

人情的变化:其一，红白事中的换工渐趋衰落，而市场机制作用凸显。红事中出现了服务队，服务队提供餐饮一条龙服务，主家只需提出办礼的酒席标准，服务队就负责从买菜到最后的打扫卫生等一系列的劳务;白事中原先需要人工挖坟坑，现在都雇佣挖掘机，每个坟坑200—300元。其二，2008年以来，兄弟之间在各自儿子结婚时开始重金随礼，之前只在嫁女儿时需要随礼。村民认为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的执行使得现在每个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嫁娶都重金随礼可加强血缘关系。其三，村庄白事在2008年以前基本是不收现金的，老人去世后，同一门子和本小组的村民只需带纸敬香即可，2008年以后，白事也开始记礼账。其四，嫁女儿开始在酒店办酒席。近年来，村庄里嫁女儿的家庭为了方便，开始选择在酒店里办酒席，但是儿子结婚还是在家里办酒，这样更热闹些，所有村民都能知道，也可帮助新的家庭更快地融入村庄。

传统的人情互助模式对那些老弱病残、体力较弱或者人手不够的家庭其实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因为相互帮助时人们不会去精细地计算付出与回报，这对弱势家庭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但当按照经济原则进行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些经济能力强的人，有充裕的资金从市场上购买服务，将自己的事情办得风风光光;而那些经济能力差的人，迫于经济状况的限制只能按照最低的标准来进行，这种情况的出现促使村庄逐渐发生了分化。村庄内部的分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调动村民个人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村庄内部分化出多个阶层，则会加速村庄整体的解体。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因而不同阶层之间就会产生区隔。问题的关键在于分化的标准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总体的生活而言是积极还是消极?

很多情况下团体内部的分层都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这种差别出现的时候，人们内心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应，尤其是在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特定的人群具有发展的优先性，而那些没有获得此机会的人则会对这种制度安排产生严重的不满。最终经济问题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出现分化后，人们首先产生的就是情绪上的反应，尤其是在安土重迁的村庄，人们生存具有内部面向性，向外发展的动力不足，内部资源分配的稍微不均就会产生成员间极大的不公，进而产生农民对内部秩序的严重不满。这也就可以理解，村庄认同性和归属感越强的村庄，村民们产生不公平感的可能性越大，进而产生的“气”越多，而那些外向型的村庄情况则好一些。外向型村庄的村民更多的是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并不十分在意村庄内部资源的分配，他们本身的生活中心不在村庄，他们会主动走出去，从外部获取自己所需资源。这种行为选择虽然减少了村庄的公共性，但是也消解了许多矛盾。

综合来讲，当地的人情虽然出现了些许变化，但依然具有较强的地方规范性，村民之间的互动仍然具有伦理性而未被异化，即村落共识与村庄秩序并没有被外来力量打碎。地方性的规范规约着村民的行动，使其按照村庄的规矩办事，村庄秩序在这一规范的再生产中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