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偏好：关中地区生育观念深度剖析

当小夫妻度过磨合期以后，就要添小孩了。第一个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办满月酒，男方、女方的亲戚都要参加。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话，就只招待自己家的亲戚，村里的邻居就不招待了。办酒席时，由于小夫妻还没有分家另过，家里的经济大权还掌握在父母手中，所以，办满月酒的费用主要由老人来承担。而女方亲戚则要给孩子准备一些礼物，频繁地前来探望，一个月要来两三次，本家门的也都要来，本村的其他人家则是自愿，依据双方关系的情况而定。只有生育了小孩，妇女在丈夫家才有了立足的资本，逐渐地融入了这个家庭和村庄。从此以后，女方家的亲戚就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只有在有事情的时候才走动一下，平常的来往并不是很多。

在生育问题上这里仍存在着孩子性别偏好的问题，男性与女性在生育功能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二者缺一不可，男孩和女孩作为生命的延续具有同样的意义。但生育本身除了生命的延续之外，还具有家庭层面的意义，关系到家庭的延续与继替，因此在家庭层面，怎样更好地实现家庭的延续与继替影响着人们对于生育的选择。关中三村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儿子，生男偏好非常明显。

这种生男偏好首先表现在生育结果上，以豆文村为例，五组1990年代出生的男性有35人，女性只有15人，2000年代出生的男性36人，女性16人。这两个年代只生一个儿子的家庭占了三分之一，生了两个孩子的家庭大多是女儿大儿子小。从这些数字中，我们能够看到村民在生育的过程中，对于男性的偏好。村里的纯女户非常少见，如果家庭里生了两个女儿，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就会选择把一个女儿送人。除了这种数字结果上的表现外，日常的生活也能体现出来，比如媳妇要生一个儿子才能在家庭中立足，如果没有生儿子，就无法完成为夫家延续香火的任务，她在丈夫家里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除此之外每个家庭都要生一个儿子在村庄中才会有面子，才能立足，否则的话就往往会在女儿成人后选择招婿，招一个儿子来补偿。

为什么关中农民要生儿子?影响这种在生育选择上的，男性偏好的因素有很多，从豆文村来看，首先是因为农业生产对于家庭维系的作用，而农业生产本身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更多。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家庭生存的重要经济基础，是抚育后代的重要保证。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农业生产中的不同分工，男性在比较重的体力劳动中具有相对重要的作用。关中三村以种植猕猴桃、李子等经济作物为主，这些经济作物的高收入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对家庭的重要作用。水果的种植管理很多都是比较重的体力活，如猕猴桃立柱、下李子等劳动环节，这些都需要男性来完成，而且水果的种植和管理过程中大部分环节机械化程度并不高，无法完全由机械来替代，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就变得更为明显。这种情况在粮食种植地区并不明显，因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已经可以实现机耕、机播、机收，机械化生产已经能够代替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了。(www.xing528.com)

除了农业生产本身的需求以外，男系继承和从夫居从父姓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男性除了实现生命的延续，还有维系家庭再生产的意义。原生家庭消失之后，家庭在经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积累如土地等社会资源要继续延续下去，就需要有人来继承，男系偏重的社会中，多由男性来继承原生家庭的生产资料，女性则因为出嫁而最终退出原生家庭的认同系统。而且男系偏重的社会中，男性是血脉传递的载体，只有男性才能将具有“宗”系意义的基因和符号传递下去。这种社会传统形成了生儿子才能继承家产，继承家庭的血脉，生女儿则是给别人家做媳妇的共识。因此家庭的再生产包括“宗”的血脉再生产和家庭经济上的再生产都需要由男性来完成。女性不继承家产，也不沿袭血脉，而是将自己的血液注入另外一个宗，帮助另外一个“宗”沿袭血脉，获得家庭在宗系中的位置，让自己的生命延续，而没有儿子便是“绝了种”。

生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养儿防老。儿子作为家庭的继承者，也承担着抚养老人的责任，女儿因为归入了其他的“宗”，只能在另外一个“宗”尽自己的义务，对于原生家庭老人的抚养就只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她不受代际伦理的约束，即便不养老，女儿也不会受到舆论压力的作用。但男性获得了原生家庭父代的充分帮助，才能建立家庭，因此也有责任赡养老人。而且儿子除了赡养老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送终，即将死者从阳间送往阴间，如果没有人送终，无法盖好在阴间的房子——“坟墓”，那么死者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无法在阴间生存。没有人养老，那么这辈子在自己丧失自理能力时，生活就会倍加艰辛;而没有人送终，自己在下辈子的生活也会很心酸。在关中农村，老人对儿子赡养自己有充分的预期，人们也形成了儿子必须赡养老人的共识，儿子不养老人，违反了这一共识，就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因此，为了以后有人养老送终，也一定要有儿子。

由于男孩在家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从夫居的家庭结构，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养儿防老”的生育文化和“有儿万事足”的心理。风笑天和张青松(2002)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呈现一种内部不协调的特点，即理想子女数的变迁速度相对较快，而性别偏好变迁的速度相对较慢，这在农村中表现尤为突出。郑真真(2004)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目前我国主要的生育意愿理想数目是两个，相比过去有所降低，但生育观念中的“生男偏好”却仍然比较强烈。而“即便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我国大多数妇女仍是以生男孩来结束其生育的”(刘爽，2009:147)。但除了传宗接代和养老观念的影响，陆益龙(2001)发现与农民生男偏好行为直接相关的是一种群体心理，这种心理结构是在村落的时空场域中，由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趋同心理压力。村庄舆论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对生男偏好也有显著影响，这特别是在关联紧密的村庄中，因而我们很难说关中地区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会在近期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