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和户族在关中地区的影响力不及想象

传统社会比较讲究家族门第观念，张载推崇宗法制就是对这种家族门第观念的倡导，在关中地区，农民除了有关于三代以内的家庭观念之外，还有户族观念，类似于宗族下面的“房”(贺雪峰，2005)。农民常常会说自己和某某人是同一户族的，户族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和识别，农民不仅可以根据户族来识别自己属于家族血脉传承中的哪一支，还能认识到共一个爷爷的五服以内以男性血脉传承为主的大家庭，户族就像血缘关系的一个标签，在称谓上也与其他有所不同，户族内晚辈向同一个户族内长一辈的男性都喊爸爸。在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关于重要的人生仪式，主要都是由户族内的人参与的，而关中地区比较重视白事，白事的参与范围比较广泛，除了户族内的人要参与，户族外的同一个小组的人一般也都会去参与的。户族作为一个身份识别圈，如今在关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红白事上的走动，在选举方面以及其他的事情方面，仅有一定的影响。户族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家族血缘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传统时代表现得比较强烈。严家庄的《严氏族谱序》曰:

国有史知朝代之更替、治乱兴衰，家修谱以报本追远而明水源木本，不致忘却自所来，更要者传述祖功宗德俾不湮没，藉以修齐，后裔联宗睦族有所遵循，而正人伦纲纪家道兴衰后世互助休戚相关，以示血缘之亲，同气连枝之情，有益子族，有光子祖，职斯之故以我祖腾霄公订为第一代来修谱，而体水源木本之义是为序。

从严氏族谱序可以看出，严家庄对谱牒修葺给予重视和厚望，也正是在这样的文本中，后代严家庄人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找寻关于祖先的崇拜和记忆，在有迹可循的人伦秩序中，严家庄塑造了强大的价值再生产能力和井然有序的村庄生活规范。

同一个自然村内的大姓一般都会有祠堂，祠堂还有专门的族田。如崖下村，解放前有三大姓氏，李、张、刘，三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其中李氏祠堂有十多亩族田，张氏有六亩多族田，那时祠堂的土地主要是租给族内的人种，收取一定的租金，这些租金主要用来维持祠堂的活动，一般情况下这些收入足够祠堂一年的活动开支和房屋修缮。清明节的时候，各家各户都要去给祖坟扫墓，凡是参加的人，都会获得用祠堂的土地收入发放的一些干粮、麻花等。祠堂一般都会由会长来管理，会长是家族内德高望重的人，他的主要工作是续写家谱，掌管祭祀，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不参与，也不能对家族内越轨人员进行惩罚。土改之后，祠堂的这些土地都被分掉了，就连祠堂也作为封建落后事物而被拆除了，家族内的集体活动也随之消失，只是在参与红白事时会表现出来一些。

改革开放后，严家庄陆陆续续有些人表示想要重建祠堂、重修族谱，但是得到的响应很少，庄内几个热心的人已经开始做修谱的工作，但是进展很慢，至于修建祠堂更是没有行动。这倒不是因为缺钱，崇寿村的每个小组在改革开放后都修建了庙，有的庙甚至建得非常豪华，人们对于信仰方面的事情认同度更高一些，行动力也更强一些，但是对于家族内修建祠堂的事情却莫衷一是。严家庄走出去的大人物也比较多，有钱人也很多，有一个叫严功成的人是陕西省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几次向村民提出要修建祠堂，并由他来出资，但是大家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崇寿村现任的书记也是严家庄的人，他就不同意修建祠堂，认为修建祠堂会影响村庄的统一，不利于村庄的团结，因此极力反对修建祠堂这件事情。(www.xing528.com)

因而，户族的影响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它主要解决超出单个农户能力范围之外的大事，尤其是在办丧事时的合作，在户族之外，村民还有很多其他的认同单位，如小组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很多方面显得更为强烈一些。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的建制划分，人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和生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以土地作为基础，以小组内的生产分工作为纽带，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经济核算，使得每一名农民都与小组发生密切关联，这客观上加强了小组内的认同和团结。这种生产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思想的改造，使得农民逐渐淡化了传统的家族观念，而更加注重小组的认同，小组内的人情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很多人生仪式方面的组织变成以小组为单位，从出生到死亡，小组内的其他人员基本上都有参与。这种与人生任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联系的小组参与，使得小组观念深刻嵌入在农民的生活中，小组也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和识别单位。

因此，当对比小组和户族的时候会发现，新时期的小组建制对户族功能产生了很多替代，这种功能替代使得户族的作用显得更为微弱，逐渐退缩到血缘认同的角落，而这种血缘认同未被激活，认同与凝聚力量也就随之不断式微。如果小组和户族的边界是一致的还比较好，会形成一种双重的认同，但如果边界不一致，小组认同就会对户族认同产生一种割裂感，割裂一旦产生，就会形成一种认同和自我定位上的区隔。对于崇寿村来讲，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几个小组的例子了，三组和四组基本上都姓魏，属于一个大家族，分成的几个户族也散落在这两个小组里，但是现在人情关系上的往来基本上都以小组为单位，小组之外的其他参与都很少了。严家庄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人口比较多，居住在两块区域，一个称为东堡，一个称为西堡，几个户族都散落在两个堡子内，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堡子就顺势改为两个小组，一个是八组，一个是九组，但是1982年因为人口过多，从九组中又分出去了一个十一组，九组和十一组里大多数都是非常亲近的人，有的甚至是一家子的人，这种划分对于人情关系上的阻隔效应暂时还不明显，红白事上还是按着一个户族来，但是很多其他的活动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展开的，这些活动的开展逐步削弱了原来的小组认同，人情换工方面已经呈现出在小组内实现的趋势。

费正清(1999:20)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还是按照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个地区里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个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远居住在那里”，但其实家族、户族在关中的影响并不如费正清先生认为的这样深刻。在荣誉感方面，以户族为单位的荣誉感表现得极其微弱，而以小组为单位的荣誉感却相对强烈一些，荣誉感是和认同有着很大关系的，一个集体只有能够产生很强的认同感，个体成员在其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他才会以单位的荣誉为荣誉，但是对于一个比较分散的集体来讲，个体很难表现出对于整体荣誉感的关心。在村庄内，农民会有意无意间在小组之间攀比，认为自己的小组如何好，发展得如何，但是户族之间的攀比却很少。很多人谈起大集体时期，会拿工分值来比较，认为自己的生产队做一个工得多少钱，别的小组得多少钱，在攀比中他们形成一种荣誉感或者产生一种失落感。我们可以看到户族观念的影响在很多层面上表现出式微的状态，但是户族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仍然在有形和无形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种式微的户族观念也会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或冲击而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