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也受到了当地堡子文化的影响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村庄的住房都排列整齐，和城市社区的布局类似，居民住宅多为独院式，院落之间只有一墙之隔，甚至很多院落都是共墙而建，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种布局与关中匪患较多有很大关系。关中地区虽然少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匪患对于当地社会秩序却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渭河谷地农业条件优越，是关中的粮仓，而秦岭地区山林茂密，便于隐藏和打造据点，同时，西安又是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东西交流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些均为土匪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于位于秦岭脚下，现在的社舞村在当时就是著名的土匪窝，当时流传着“有女不嫁社舞村，进来就是土匪窝”的民谣。为了防御匪患，多数村庄都筑起了土城墙，外在的匪患威胁使得村庄内部形成了紧密的团结机制，当地的很多村庄都称为“堡(音bǔ)子”，这是一种围有土墙而类似于城堡的居住体系。解放前很多村庄都有城墙，往往整个自然村都要用土墙给围起来，土墙大都有一丈多高，厚度也近一丈，设有城门，晚上这些城门都是要关闭的，并会有专人来把守。土匪主要依靠枪支火药等武器暴力向这些堡子索要保护费，如果达不到土匪的要求的话，堡子就会受到报复。崇寿村的严家庄就因为没有满足土匪的无理要求而遭到血腥洗劫，损失惨重。严家庄人将这段历史刻在村口的石碑上，提醒后人铭记，“俟至清末民初异邦入侵，烽烟四起，社会动荡，匪患猖獗。舟随水流，民因国衰，庄情每况愈下，民国十七年，匪首毛某率众破城劫掠一空，残杀我亲族七十余人，绑票三十人，绝少生还。至此，庄民寥落，多户合家而居，满目萧瑟，一派森严恐惧状，严氏族系因此元气大伤”。在没筑围墙之前，宅子是分散的，在建堡的时候就根据户数来进行规划，并依据农户在建城墙时出的工来进行宅基地划分。以豆文村为例，豆文村在建堡之时，就根据家庭出工的情况将宅基地分别分为长度30米，宽度8.5米和5米不同大小的宅基地。为了减少城墙的建设投入，村民尽量使宅基地布局紧凑，并且在每排宅基地之间隔出了一条两米的道路。1983年之前围墙就被推倒了，而这些城墙被推倒的原因也很有意思，因为要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些土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具有一定的肥力，就被农民捣毁当作肥料撒到地里去了。城墙被捣毁后人们就开始往外搬，主要是宅基地宽度为5米的人往外搬，搬出去之后，旁边的两家就把中间这家的房子分成两半，对自己的宅子进行扩建。而搬出去的则以25米长、10米宽来建房，原来城墙内部的住户就变成了30米长、11米宽的宅子。随着宅基地的不断建立，宅基地的面积不断减小，从23米长、9.8米宽到现在的20米长、10米宽。住户之间宅基地的面积相差最多的有100多平方米。

表一　堡子内的宅基地分布

当年大家一起修建城墙，一起抗击土匪，堡子逐渐成为村民心中的长城，避难的港湾，拒敌的盾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形成了对于堡子作为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的认同。因此，堡子成了村民口中的“我们村”，除了抵御外来的侵略与迫害，堡子也是村民进行生产合作的单位。如今当地虽然没有了这些有形围墙，但仍存在一种无形围墙，即同一堡子内长期形成的文化规范，它仍然在很多层面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而农民对于所生存的堡子的认同度也依然较高。堡子即自然村，它是作为实体存在的，除了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单位以外，它还是农民村庄生活的共同体，是农民的社会交往的基本单位，也是农民的意义与归属所在，是村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家族在当地村庄结构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是有一些隐性的表现，用村民的话来说，“有时候能感受到一点，但作用不大”。总体来说，关中三村的地缘认同与血缘认同之间并没有冲突，但有些时候血缘认同要服从于地缘认同。接下来，我们来全面分析传统的“堡子”文化对当地村民的影响。

“堡子”: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处

堡子是农民人情和互助以及社会交往的基本单位，农民的人情往来主要是在堡子内部进行，比如红白喜事，堡子里的人是不请自来的。谁家老人“低头”(逝世)了，堡子里家家户户都要去为亡者吊唁，出一份礼金，来帮助他们家把丧事办好。堡子也是村民在农业生产中进行互助的基本依靠，比如“换工”现象，换工在这些村庄里有很长的历史，而且现在这里依然还存在频繁的换工。农忙时节互相帮忙摘辣子，下李子和毛桃等，这些都是不计报酬，不算多少，为了不给主家带来麻烦，人们甚至不在换工的那一家吃饭，尽快抢收，保证一年的收成。建房子打地基和浇筑面的时候，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要来，有技术的帮忙干主活，没有技术的就帮忙干点杂活，而其他人多数都是在那里凑热闹，为建新家增添喜庆，送去祝福。在往来互助的过程中，堡子构建了村民们的日常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除了互助以外，他们也一起活动和娱乐，打发闲暇时光。堡子里的人一起拉家常、打纸牌、跳广场舞，在相互交往中感受幸福与快乐，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及精神需求，在堡子里，这对村民来说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以堡子为单位的公共活动，包括社火、庙会等文化活动，社火在传统文化中是为了祭祀社神而展开的，这个“社”本来就有自然村的意味。社火是整个堡子的事情，需要整个堡子的配合，并代表着整个堡子的面子。庙会也是整个堡子的事情，因为庙本身就是整个堡子的庙，而且庙里供奉的也是保护整个堡子的“爷”，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和敬重。这些公共的设施与活动本身带着堡子的印迹，是堡子的象征，同时这些活动由整个堡子的人参与，村民在参与中感受到与堡子的联系，感受集体的荣誉，并在这些公共活动中，在堡子中定位自己，加深对堡子的认同。

除了文化活动上的共同行动，他们在维护堡子集体利益的时候也能够共同行动。比如水利建设，因为关中地区旱灾频发，地表水不足，灌溉问题就只能靠打机井来解决，但是关中地区土层较厚，地下水下渗到地下100米，甚至200多米，打机井铺管道等事务就需要通过堡子的合作来完成，这也是堡子这个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完成农业生产。因为关中农民的主要收入依靠的是农业生产，这些活动只有依靠堡子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因此堡子作为一个实体存在关系到农民的生存，是农民能够在农村中生活下去的重要保障。(www.xing528.com)

豆文村(不是指行政村，而是堡子)在完成农发项目时，打机井铺管道需要人力，但雇佣劳动力的花费太高，堡子里没有这么多钱，因此就需要每家每户出力。村干部们首先把整个过程需要花的“人工”计算出来，然后再来安排每一家所要出的“人工”。打机井、建机房等活动，只需要部分的劳动力，大家就轮着来或者谁有空谁来，至于铺管道这样的大规模活动，堡子里每一户都会出劳动力，很少有人偷懒或者不来。

第三是对于“堡子”的归属感，这里的人喜欢说陕西人“恋家”，讲究落叶归根。但这个“家”代表什么，“根”代表什么?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整个豆文村(行政村)有很多退休的老干部，其中一些老干部的孩子都在外面工作，只有老两口在村里生活。任姓老人，65岁，退休之前在粮食系统工作，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当兵留在了部队，另一个儿子在山凤市做生意，并在山凤市买了房子，儿子的工作很赚钱，足够一家五口在山凤市体面地生活。但老人却和老伴留在村里，儿子想让老两口一起到山凤市，老人们不愿意，觉得农村生活很惬意，种点儿地锻炼身体，还有很多老人可以一起聊天，很开心。平常想儿子们时就去看看，他觉得他的根在这里。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们对于家的依恋，因为他们的家已经搬到了城市，他们如果恋家，就会选择和儿子们住在一起。因此他们所说的恋家是恋原生的家，恋养育他们成长的那个家，而且家的范围也不是个体的小家，而是整个堡子。他们依恋堡子的生活，以及堡子里和自己往来的邻里朋友，在这个意义上，堡子才是真正的家，才是他们化作落叶时的归处，而且在他看来，等自己的儿子老了，他也会回来堡子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农户即使全家都进入了城市，但是宅子依旧没有退掉，因为他们认为等自己年老体弱时，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堡子这个“家”的。

他们为什么要回到堡子里?因为他们要在家庭之外找寻意义，在堡子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村里的人情往来和公共活动中，有很多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将自己称为“多管闲事”的人。他们在别的家庭办红白事的过程中，从头待到尾，忙里忙外，而对自己家里的事则不闻不问，地里的活也不管不顾。堡子里的干部也是如此，工资一年只有两千元，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就能挣到，但他们依旧为堡子忙东忙西，自己家里的活则基本上帮不上忙。在普通人眼里，这些人似乎有些傻，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这些行为是无法理解的，那为什么他们还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希望获得堡子里人的尊重，希望通过这种无私奉献来获得威信，做一个有面子的人，在村里做决定时人家愿意听自己的意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图点名。豆文村现任书记的故事就非常能体现这一点，他在外面做生意挣了一千多万，这无论在哪里都能很好地生活，但是他却放下生意回到村里，将自己的资金用于村里的建设，对于他来说，名比钱更重要。他们这些人在乎的是堡子里的“名”，也只有在堡子里才能获得，因此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根都在堡子里，他们的心是朝向堡子的。他们对于堡子生活的期望也会拉长，不仅自己生活在堡子里需要经营一个好名声，也要为将来可能在堡子里生活的儿孙着想，要为自己的儿子孙子留下一个好名声，为他们积德，造福子孙。

堡子的整合作用

堡子文化是包含着特殊的“理”与“礼”的，即使是普通的文化活动也沾染了堡子文化的内涵。以葬礼为例。葬礼除了表达了个人的“理”，家庭的“理”，还表达了堡子的“理”，整个葬礼是讲规矩的，那么这个规矩是什么，由谁来定?从葬礼的过程来看，规矩似乎是由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的成员来定的。红白理事会的人是堡子里一些懂规矩有威信的老人，首先因为经验的积累，很多规矩都沉淀在他们的大脑和心里，并表现在行为实践中，成为规矩的外显。其次因为他们懂规矩、有威信，也能够将村里的人组织起来，帮助主家把事情办好，大家都愿意听他们的，并且按他们所讲的规矩行事，但事实上，规矩是由整个堡子的人来定的。因为懂理的人是堡子中的人，他们按照老规矩，结合新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感悟与交流出这些“理”。村民在日常的交流中，在不断评判好与坏、对与错的过程中，将规矩讲出来形成共识，他们会在一起议论谁家办丧事了，办得怎么样?有没有符合规矩?没有办好的话，应该怎样办?这种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在多次讨论后，最终形成了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在行为中得到实践后，更加深了人们的认同。

红白理事会不过是承载着这些“理”，并由实践得比较好的一群人来组织，他们以堡子中的“理”为依托，在葬礼的仪式这一实践中将堡子的“理”讲出来。比如对于葬礼规模的控制，红白理事会会根据主家的家庭情况和需求以及天气和时节等因素来决定规模的大小，一般不会大操大办，要按堡子的规矩来，依照堡子的一般水平，除非家庭条件好一点，主人家又有意愿就会弄得热闹一些，但是仍需要服从红白理事会的安排。如果办得太大或者办得吝啬，不按规矩来，就会被村里的人议论，即便自己家经济条件很好，办得太大也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因此，办事的规模取决于村里的一般水平，当然允许结合自己的条件有一定的小波动，但超过一定的范围就是不合规矩的。因为你如果办得太大，超过一般水平太多，这样就会让堡子里大多数人没有面子，并且感受到压力，他们就会用舆论来压制你，即便你花了钱，办得热闹，想得到好评也比较困难，而能得到最多好评的就是那些又热闹又合规矩的。在葬礼的过程中，得到堡子里大部分人认同的“理”被讲述出来，农民在讲堡子规矩的过程中加深了堡子的认同，这也有利于堡子的整合。当然所有村民在参与整个葬礼的仪式中，在被动员以及互助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堡子的整合。葬礼作为仪式，成为了农民讲述村庄中“礼”与“理”的实践场。这个场域，是个人关于生与死的超越性意义的感受域，是家庭秩序以及村庄秩序的表达域，并且也是这类事务的实践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