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的乡愁情结

我曾经在《找回村庄》一文中指出，村庄对于终老于乡的传统中国农民来说，具有重要而又特殊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农民日常的一个生产、生活、娱乐单位，而且还是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践场，是农民魂牵梦绕的、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正如先秦歌谣《击壤歌》所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遥远的国家，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超越了农民的想象，不能承载普通大众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不能为农民提供宗教般的信仰来源，所有这些，农民都是在村庄中得以实现的。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荣归故里、告老还乡、叶落归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这里久经酝酿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因为有村庄的存在，农民才可以以联合的力量化解单个家庭所无力提供而传统国家也无暇顾及的诸如生存安全、水利供给等必需的公共品供给难题，才能形成历史感和归属感，并逐步生成稳固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也才能扎根于土地且在“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中实现短暂生命的永恒价值。

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使费孝通(2006)认为村落社区构成了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然而，正如孟德拉斯(2005:3)在《农民的终结》一书所指出的:“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百分之一左右的速率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村落似乎已经无法摆脱被消灭的命运。在极端的现代化论者看来，农民变市民，村落变城镇，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发展方向，因此，当前的国家政策应该自觉服务于这一时代命题。整村拆迁，逼农民上楼，只要能够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什么样的办法似乎都是可以考虑的。至于进城农民能否真正在城市有尊严地生活下来，已经不再是这些现代化论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即便农民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也是进城农民自由选择的结果，怨不得别人。诸如此类的论述逻辑，可以简称为村落变迁的浪漫叙事范式，其共同的主旨是将村落的消亡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严重地忽视了转型过程中农民生活的疾苦，从而遭到了学界极大的诟病。

与浪漫叙事范式不同，近些年来，关于村落变迁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快速兴起。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即是悲情叙事范式，其代表作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及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得以窥视那些“沦陷的村落”，看到了农村经济的衰败、生态环境的劣化，看到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农民合作能力的欠缺，看到了留守老人的孤苦、留守妇女的痛楚，看到了农民公共生活的匮乏、民主政治的乏力，更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和现代文化的入侵，村落就似一个失去血和肉的人的“骨架”，一阵风刮来，都会晃上三晃。由此，在悲情叙述范式的逻辑中，“谁人故乡不沦陷”，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典的时代命题。

近些年兴起的“回乡记”绝大多数都延续了悲情叙事的写作范式，今不胜昔、故乡不再存梦、回不去的故乡、无处安放的灵魂……成为远离故乡的游子叙述回乡见闻的主要基调。2015年2月，上海大学王磊光撰写的《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笔记》火遍整个网络，他为我们再现了当前中国农村亲情关系的冷漠、人际关系的失落、青年讨媳妇的困难、离婚现象的与日俱增、盖房与买房的压力、车子的身份竞争和知识的无力感……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发表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则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农村家庭的艰辛、底层民众的失语、阶层流动空间的萎缩……诸如此类的“乡愁”意识充斥在远离家乡的人们所撰写的各种题材的“回乡记”中，引发了极大的网络社会效应，激起了人们的忧思。(www.xing528.com)

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村庄真得注定消亡?“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真的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同样是“回乡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杨华博士撰写的《穹顶之下，我这样把故乡从垃圾中拯救》为我们描述了另外一番景象。春节返乡的杨华博士，为了追梦记忆中的故乡，说服村民小组长，联合在外工作的农民，发动全体村民一起参与，以农民自组织的形式修建了垃圾池，将故乡从垃圾中拯救了出来。不仅如此，在现实社会中，为数不少的地方，农民能够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社区重建，推动村庄发展。在山西省永济市的蒲州镇和韩阳镇，由一群农村妇女谱写的《蒲韩故事》就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成功范例(赵晓峰，2015)。

因此，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人们有着浓浓的“乡愁”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记忆中的故乡失去了原来的模样，而春节“返乡”依然是进城谋生的人们的普遍选择。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叙述村庄的故事、如何理解乡村转型、如何总结提炼乡村经济社会的“变中之道”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