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关键在于必须变革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从而打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甚至路径锁定，使其进入新的通畅的轨道。

(一)调整需求结构

多年来，榆林是以能源产品外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在资源价格和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时期，更应头脑清醒。在抓工业增长这一动力的同时，逐步调整政府需求与私人需求间的份额，逐步调整外部需求与内部需求间的比重。榆林的三产严重依赖二产增长和财政支出拉动，加上榆林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五金电料类零售额增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只有人们的基本生活类商品才是榆林消费持续增长的稳定动力，因此要提高生活品质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强劲，奢侈品如化妆品、金银珠宝类等奢侈品销售较好。要扩大榆林居民消费，则要提高第三产业承载力，大力发展教育、旅游、会展、信息、购物、保健等服务业，培养消费热点，发挥好房地产、汽车、旅游等消费的引领作用，发展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提升商贸、餐饮等传统消费，深度打造精品旅游产品等促进文化旅游消费。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兑现各项惠农政策和补贴政策，实行精准扶贫，扩大农村消费需求。

(二)调整分配结构

需求又与收入相关，因此，调整需求结构也要依赖于分配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成为榆林经济稳增长的新动力。

(1)工资、利润和税收的结构调整:个人消费源自于居民工资收入，私人投资源于企业利润的增加，而政府开支则源于财政收入的多寡。三者的比重大小，主要是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来实现的。初次分配就是按照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等措施，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其首要功能就是使收入分配趋于均衡。一方面，榆林在初次分配中，多年来劳动收入比重小(但从2012年开始居民收入增率已超过GDP增率);另一方面，再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直接转移给老百姓的比重较小，榆林人均GDP多年来处于全省第1，但GDP含金量却在全省垫底。大部分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特别是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更低，榆林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为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的六七成左右。榆林的这种分配结构使经济总量、企业利润与劳动收入三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是造成榆林居民消费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进一步提高榆林居民工资所得份额，增加政府财政转移。此外，榆林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小。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工资以外，通过交易、运营个人财产所得到的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与房屋的买卖或出租等，其实质就是凭借居民所持财产所有权获取利益。让更多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资本，这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的明晰与要素市场的完善。如，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在企业推行劳动者入股制度，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清晰界定并充分保障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房地产市场。

(2)南北县域收入结构调整:10多年来，虽然榆林南六县的发展在全省整体提升了20多个位次，但与北六县(区)比较起来大相径庭。2014年北六县(区)的经济总量是南六县的10倍还多，神木县的经济总量是吴堡县的55倍。榆林收入过万元的村子中北六县(区)占1/5以上，过万元的乡镇几乎全部集中在北六县(区)。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差距更大，南部占比不足20%。目前南六县农村经济还基本处于传统的小农家庭经济状态，经济增长还主要靠土地和体力劳动等古老生产要素作支撑，而北部的农村经济增长已转向了以工业为骨干，以资本、矿产、技术为主要支撑。两种类型的发展和支撑要素的产出能力相差甚远。

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只是一种理论，而并非规律，它只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是短期手段，并不能反映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更不符合建设“幸福榆林”的价值追求，也不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逊的“溢出效应”理论，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经济就逐渐出现均衡发展的趋势。所以，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现在已经走过的路来看，协调榆林县域经济发展，有不少得力的对策，如对口帮扶、异地开发，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无论是榆林的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大都是依托能源资源快速发展壮大的，企业以非市场化手段拿到极为廉价的能源资源，在能源需求极为旺盛的市场中赚取利润，理应将资源红利向社会回馈、向榆林回馈，尤其应加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帮助份额，帮助榆林轻工企业、食品、旅游等弱势行业走出困境。(www.xing528.com)

(3)城乡收入结构调整:2015年，榆林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765元，比上年增加2089元，增长8．1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802元，比上年增加835元，增长9．31%。城乡收入差距为2．83∶1。除了收入上的差距，榆林的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居民储蓄存款等绝大部分为城市占有，再加上文化差异、社会歧视、政策不当等原因，促使榆林城乡收入结构更加失衡。除此，榆林阶层贫富差距也很大。要调整阶层收入结构，就必须通过四次分配，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分配。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分配，体现均等。必须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第四次分配就是慈善捐赠，体现的是能力。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热心慈善事业，当然，一个社会成员从事慈善捐赠应该同其能力大小大致相符。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榆林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主要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城镇化需要一定的工业支撑和带动，特别要注意提升城市、城镇的承载能力，农民进城后的就业、住房、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都必须相应解决。以实际出发，放宽农民进城购房、择业、上学、居住、转户的限制，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医疗、教育、养老、低保等城乡逐步统一标准)。

(三)调整产业结构

10年前榆林的三产之比为18∶45∶37，2010年为5∶69∶26，2014年为4．8∶68．3∶26．9，2015年为5．5∶62．5∶32。虽然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有了明显提高，但显然产业结构还是单一，二产比重仍然过大，而每一产业中比例也失衡。目前，经济形势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更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1)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产业规划的进一步完善。在《榆林市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的基础之上，把发展非煤产业作为转型的重要支撑，着力构建“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产业集聚”的产业格局。一是优化第一产业。要继续做大做精现代特色农业，因地制宜推行各种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如北部地区可形成种养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力求温棚种养高效农业发展模式;南部丘陵沟壑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要提高生产的集约化和科技化水平。把农业产业规划与城镇规划紧密结合起来，构成区域特色鲜明、服务功能多元、产业结构优化的现代农业体系，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发展生产、流通等配套服务，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二是优化第二产业。多年来支撑榆林经济的第二产业中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而重工业中深加工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包括矿产开发和加工中需要的专业设备、工程机械、节能环保设备等还是滞后的。要不断延长产业链，要在塑料制品、铝镁合金材料、煤焦油加氢、太阳能光伏等产业上下工夫，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完善榆林汽车产业园、榆神工业区装备制造园、定靖油气装备服务区等园区建设，扶持发展以防寒服、羊毛羊绒服装为代表的传统轻纺工业。三是发展第三产业。多年来榆林第三产业总量小、层次低，增长动力不足。而且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仍以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为主，文化旅游以及现代新兴的金融、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咨询等服务业发展滞后。

(2)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资本的引导和利用。可靠的做法是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引导企业投资方向由强势行业向弱势行业转变，实现资本在能源产业与非能源产业之间的畅通流动。首先，政府要通过税收、土地政策、市场准入政策、信贷等各种手段引导投资向非能源产业的流动;其次，通过各种手段来培育新的产业组织，尤其是民营经济向第三产业投资，这样既可以解决资本过度向能源产业流动的问题，也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充分利用财政盈余和民间资本，由政府引导，在全市甚至全国范围内寻找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引进第三产业优秀经营者，加大对旅游、文化、物流等多方面的投资与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