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来讲，金融发展、金融要素聚集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西安市及陕西经济发展、经济体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安市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资源聚集的数量、规模。就此看来，板子若打在金融部门身上似乎错了。经济决定金融，金融超前发展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具有一系列条件。
2．全国金融市场布局中西安乃至西北省会城市均被“边缘化”
无论历史和当下，也有中心城市金融发展不受、或者不完全受本区域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以及体量的制约，而为更大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由此博取产业利润。如香港、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得益于其全球著名自由港、交通便利等条件的影响、推动，使本为弹丸之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其中，生活服务等后勤供应也一直得到内地支持。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主要由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文化中心等内生因素决定而形成。纽约或者说华尔街金融中心的早期“基因”，主要在于受到所谓美国“金融奠基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政府支持[2]。
就中国论之，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也不完全是经济条件使然，假如中央政府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以及此后的金融期货交易所设立于北京，或者天津、武汉、杭州，情况将大不相同。即使此后设立3个全国性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上海、大连、郑州)、7个碳金融交易市场(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仍处于“靠边站”的尴尬位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近期建议将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设立在武汉，最终无论设在何地，西安基本无缘。
3．西安争取设立全国金融市场的数次谋划“落败”的启迪
与第2点相关，陕西、西安先后与其他区域中心城市提出建立全国第三家证交所，设立全国或者区域性债券交易市场，均未获国家相关部门首肯。规划将西咸新区建设成为能源贸易中心，但应予充分关注:中国证监会已经批准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13年11月6日成立并开市运营，其终将成为具有辐射亚洲、与WTIH和Brent原油三足鼎立的全球石油交易市场。需要思考:西咸新区能源贸易中心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究竟为何?
以上充分说明，西安无论作为区域金融中心，或者作为全国单一金融产品交易市场，均未进入国家经济宏观管理部门的视野。潜在地说明，建设丝路金融中心不能仅仅等国家“赐予”机会，需要酝酿、淬炼内功，创造条件和机遇。
4．很有可能，政府未提供必要公共产品，即高效、廉洁和公正、公平的服务
无论国际、区域金融中心，其形成因素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合力，包括政治与社会稳定，文化事业发展与交通便利，良好的城市环境，政府社会服务水平，各种因素对金融人力资源的吸引。政府综合化、高效、廉洁的服务功能是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部门须在此找出差距和短板。在全国大一统市场体制的监管框架下，地方政府如何最大限度地创造出一种有序、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应该可以有所作为。(www.xing528.com)
5．西安缺乏大胆探索、推动金融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西安及其周边，即陕西境内的金融业发展也并非全然乏善可陈。10年前率先在安徽、福建试点农村住宅、土地抵押贷款，其时笔者所调研安康银监分局也自己搞个案尝试。杨凌农村金融改革实验试点也有一些好的做法。问题是:
第一，西安能否争取在全国有更多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探索?
第二，西安能否在金融法律法规界定尚比较模糊地带推动金融创新，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工具，敢为天下先?
第三，对已有的金融业发展中有推广价值的机制、机构、工具，有无在全区域推广的筹划?
第四，对非传统金融机构但具有金融内涵的机构，是否应大力推动其发展?例如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据2013年在西高新调查，风投公司、天使基金可以很好发挥撬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其资本规模过小，作用受到制约。
6．丝路金融中心“时势”未兴，也缺少主推其发生的金融“强人”
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共体的前身，成立之初因为涉及主权问题困难重重，但在欧洲历史性需要面前著名外交家、酒商让·莫内[3]脱颖而出，由于其对欧共体的巨大贡献，后人称莫内为“欧共体之父”。无论华尔街历史还是国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均得益于有胆略、有思想、有国际背景与外交才能并透彻理解金融的强力人物出场。华尔街金融崛起的缔造者汉密尔顿、救星加勒廷[4]和浮沉天使威林[5]、莫里斯[6]即如此。国内上海、重庆金融发展，均有赖此等人物。
期待西安市金融业引领经济发展，成为辐射区域内外乃至国内外的丝路金融中心，亦寄望有金融强人(者)出现。也可能是核心人物旗下的强大金融智囊团体。目前要么未出现，要么有待先有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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