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活动的目的：满足人的需求和促进发展

“人体”、“需要”和“劳动”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将它们串联起来，最后的落脚点集中体现在财富身上。人们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最终归宿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生存性需要、发展性需要和享受性需要。马克思说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6〕。“需要”构成人的生命表现和生命存在样态，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增多、无限多样的发展趋势，各种需要的满足也就意味着人们趋向于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显示了人的趋于全面而自由发展状况的丰富需要最终为人们形成丰富的个性创造了条件。

按国内学者鲁品越教授的观点，满足人的需要实质上是劳动价值的“物化形态”转化为“人化价值”形态的过程。活劳动是价值得以创造的原始形态，物质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物化价值”（死劳动）则是劳动价值的中间形态，而不是其最终形态。物化价值所表现的市场权力关系只是获得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最终目的是在“物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生产”实现的，这种“人的生产”过程即民生消费过程，其产品是社会人的新的生命——人的生命——的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这个过程最终构筑了人的生命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关系），从而使“劳动价值”真正得到实现。^〔47〕

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只能是财富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是以财富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来。财富关乎人性、人的发展、人的需要、人的自由和人的社会交往，是属人的存在。对“财富”的质询和拷问必须深入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之中，因为人类持续不断的财富生产或消费实践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还拓宽人的自由度；不但证实人的对象化本质，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不但催生个人新的交往方式，而且赋予个性的独立和解放。财富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但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追求金钱利益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48〕人类正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实现个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性生成，尤其财富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体现，人的能力展示和发展的确证，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实现财富和享用财富的权利。

以资本力量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动力机制带来的是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生存意志、生存价值的确认和张扬。自然经济社会的特点是人对人的依赖，由于生产活动空间狭小，人与人之间的简单交往主要体现在自然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中，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社会，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由于生产活动空间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大大的拓展，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49〕

在习俗经济社会，衡量财富的尺度是劳动时间；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是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的时间就是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人们在自由时间里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发展人的各种能力。“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50〕因此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与否是以每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标准。既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供他人享受的财富，又可以在财富创造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个人自我发展的目的。“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的关键在于个人“意识流”的喷涌，它是个人才能、天赋等的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本性表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婪，这是一个力图超越时空限制和自身限制的无止境过程，资本不知疲倦地创新手段，以时间换取空间推动历史向前迈进，在促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以私人享受为目的的财富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需要、能力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同自己、他人、自然的普遍异化，人的主体性地位被主体性资本窃取，经济价值挤对人的价值。因而，财富市场深层次的发展逻辑离不开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本体论追问，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扬弃资本主导原则，将自由个性的发展和资本的发展加以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30多年使得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第一次踏入物质空前丰裕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由此也促使“生产多少就能消费多少”的消费鼎盛时代的到来。除了基本生活需求，奢侈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占很大份额。目前中国奢侈之风十分盛行，中国奢侈消费背后不是为了个人发展和享受的需要，而是为满足很强的虚荣心，因为奢侈品代表了财富和社会地位；购买奢侈品的大部分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不是经济能力殷实的中老年人；奢侈品大部分集中在服饰、香水、手表等个人用品，而不是在教育消费、科技消费、体育消费、娱乐消费等个人发展领域。显然，这种炫耀性消费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心态。受资本驱动的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带来的是精神的空虚和价值的虚无，将具有丰富性的人贬低为“物欲动物”。2010年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总额约为2120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总体增幅约在25%至30%之间。2010年，中国内地的个人奢侈品消费额为871亿元人民币，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额已经跻身全球三强。大宗奢侈消费背后既反映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折射出消费过度所带来的不正确消费价值倾向。

当下消费社会造成人需要的让渡和感觉的贫困化，全面宣告人性的全面异化，借助马克思对消费科学而深刻的认识，我们依然可以洞穿消费中人的生活、意识、心理、观念异化的本质，寻找操控这一切的幕后主宰：资本扩张的逻辑。消费自身所表现出的过溢的权力不过是资本生产权力在消费领域的进一步延伸。资本扩张逻辑把“人”制造成“消费机器”，否则便无法实现其以使用价值为载体的交换价值。只有把已有的财富消解掉，新的财富才能成为财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富有。”^〔51〕社会主义中国自然不提倡这种虚假需要所产生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行为。消费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而不是“为生产而消费”。

社会主义中国的财富消费倡导的是财富的生产性意义与发展性意义的统一。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生产。不论是个人消费，还是大众消费除了刺激经济发展以外，最终目的是维持人民大众的生存需要乃至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当下中国有一部分群体是奢侈消费的固定客户来源，但他们消费场所和物品很多来自国外，并没有有效刺激国内经济发展。财富扩大化再生产有赖于充足的国内消费需求为其发展后盾。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处理好生产和消费二者的关系。一旦资本的价值增值运动停滞，它的生命力也就终结。如马克思所言，以资本为基础的新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致使“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52〕通过扩大需求带动生产是政府盘活市场的重要经济发展策略。目前中国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并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其“财富效应”，加之当前中国消费市场无序与监管不力，如假冒伪劣商品及坑蒙拐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非法生产与经营行为，常常使得消费者信心和消费倾向大打折扣，消费并没能有效促进生产的发展。

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崇尚节俭的中国传统美德促使相当一部分人不去消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材料，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之首。自1978年以来，居民累计储蓄额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储蓄率最高时可达到60%以上。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客观因素，如收入、利息率、财政政策等，也有主观因素，包括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事业、骄傲和贪婪等八种动机。^〔53〕中国居民高储蓄虽然与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体系等客观因素有着密切相关性，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我国人民仍然深受传统“崇俭黜奢”消费观的影响，消费意识比较淡薄。转型期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消费景观。归纳起来，在社会现实层面有四种消费情形：收入有限造成的不能消费；有效供给不足或无效供给过剩形成的不愿消费；社会保障体系或政府政策效力低下导致的不敢消费；有能力消费的过度、超前消费。为了改变当前消费困境，除了提高公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增强政府市场监管能力之外，在“消费”自身上大做文章十分必要。

资本扩张需要不断地开辟和生产新的更高层次的经济空间，进而把人的多方面需求创造出来，这也正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认为，通过生产实践，人的需要可以变成有效的需要。生产范围的扩大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消费范围”。人对世界的改造是无止境的，随着人类对象化能力的提高，人的实践范围和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持续不断的生产实践将不断地创造出新需要，人的需要在实践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更新增衍的过程。“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54〕随着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的需要内容越来越丰富和多样，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将对以往有所突破。“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价值，……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55〕在人类持续不断的创造性劳动推动下，人的需要也随之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每一次推进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消费领域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目前我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发展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将会极大地带动国内外需求和国民经济的增长。现阶段，第一，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农村市场潜力大，农村潜在消费需求必须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加快农村发展来实现。通过加快农村发展，迅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有效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条件，农村消费潜力就会发挥出来。第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继续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战略，尽快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能够使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消费潜力得到发挥。第三，我国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期，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比如发展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开发可供利用的风能、太阳能、核能、动力电池等新能源。显然，这些都是在满足人们基本物质文化生产生活需求。

社会主义中国主张合理、适度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因为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远没有达到能够如此消费奢侈品的程度。况且人的物质消费还受到生理上的限制，可是精神财富的消费是无限的，这需要从文化需求上开拓经济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先进价值观应该引领人民在消费生活中追求高层次的精神价值，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一些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场所和精神文化消费活动，增加高层次、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按照鲁品越教授的说法，文化产业空间、附加在物质产品之上的情感伦理空间、共享的景观空间都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56〕

除消费内容之外，良好的消费社会环境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保障和前提。质量意识和规范化、制度化市场管理既是本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诉求，更是与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逻辑向我们证实，市场是在制度规范中走向深度的成熟，在高度风险的预期中走向效益的显现，在严格质量监管中趋于理性。国家不仅要加强对市场的有效整顿，改进和优化居民消费环境，还可以制定积极有效的消费政策，鼓励和支持居民消费，提倡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

【注释】

〔1〕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同上。

〔3〕同上。

〔4〕车耳：《财富幻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5〕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面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4页。

〔6〕颜景高：《财富景观：消费经济的溢出效应》，《现代经济探讨》2011年第2期。

〔7〕鲁品越：《从人性结构到市场权力结构——市场机制深层结构的再发现》，《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

〔8〕鲁品越：《“关系本位”文化环境与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透视》，《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

〔9〕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页。

〔10〕同上书，第7页。

〔11〕同上。

〔12〕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3〕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14〕鲁品越：《虚拟经济本质与当代金融危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5〕劳伦斯·E．米切尔：《金融如何压倒实业》，钱峰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16〕武文超、汪洋、范志清：《产业空心化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探讨》，《环球瞭望》2010年第11期。

〔17〕转引自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8〕詹姆斯·托宾、斯蒂芬·S．戈卢布：《货币、信贷与资本》，张杰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9〕转引自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立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20〕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陈明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21〕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22〕鲁品越：《虚拟经济本质与当代金融危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www.xing528.com)

〔2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的金融化与危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24〕鲁品越：《资本逻辑与金融风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25〕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9—430页。

〔26〕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朱隽、叶翔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5页。

〔27〕周敏：《论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8卷。

〔28〕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29〕李建红：《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理论前沿》2007年第1期，第40页。

〔30〕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面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2页。

〔3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32〕同上书，第539页。

〔33〕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64页。

〔34〕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面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35〕鲁品越：《资本逻辑与金融风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36〕同上。

〔37〕菲利普斯：《金融大崩盘》，冯斌、周彪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第64页。

〔39〕引自董必荣：《财富：社会存在本体论追问——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会述评》，《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40〕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41〕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财富观》，《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42〕方和荣：《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理论的新突破》，《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43〕黄华德：《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处理财富分配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44〕赵雪芹、谭黎阳、张建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比较和借鉴》，《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45〕田广研：《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个人产权制度的演变及分析》，《商业研究》2002年第6期。

〔4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47〕鲁品越：《劳动价值的物化形态与人化形态》，《财经研究》2009年第2期。

〔48〕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480页。

〔49〕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5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52〕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魏埙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100页。

〔5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5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56〕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面现象》，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