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并存”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第一,缘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差距而造成的国际产业链分布不同,居于产业链顶端的国家必然在全球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占有较大一部分,这是世界市场竞争内部各个行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配。第二,通过掌握自然资源所有权进行分割,发动军事战争抢夺他国自然资源或利用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性资源,进而分割全球财富。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金融巨头主宰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操控国际货币流量即掌握金融所有权来分割全球财富。这种分割方式主导的财富分配奠定目前最基本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
当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保留了服务业、军工战略产业和少量高新技术产业,而把以农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发达国家处在分割全球社会财富“食物链”的顶端,发展中国家处在底端的不平等国际分工格局。随着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产生了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金融资本的统治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金融一体化、金融社会化、金融信息化”成为真实写照。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金融富国内部产业进一步空心化和资本过剩更是加剧资本全球扩张,更加促使盘踞于国际产业体系之上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贪婪地吮吸全球社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少数金融富国之间,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和世界劳动大众之间的矛盾。以美国为例,美国通过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垄断构成其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统治。自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凭借美元霸权美国的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通过让美元贬值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掠夺他国财富,进而成功转嫁经济危机。跨国公司、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充当了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统治的强有力工具,从发展中国家掠夺和获取巨额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掌握的金融霸权,操控全球金融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无非是想达到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和转嫁经济危机的目的。因此,在金融资本经济高度发达、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世界,成为金融强国,打赢没有战火硝烟的金融战争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金融资本新霸权实质就是资本权力的放大器,或者说,金融权力是资本权力的更高发展形态。资本无限制地扩张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同时也促使实体经济中大量货币通过资本市场流入虚拟经济,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诞生,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实体经济的资产由此转换成股票、债券等证券形式,而金融衍生品则是对这些证券化资产的不断的‘再证券化’。资产通过‘证券化’,便扬弃了其原有价值形态,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其投资成本的追溯权,转化为纯粹的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分割权。”〔35〕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就是对未来剩余价值进行分割的社会权力证书。于是在实体经济之上,产生支配其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的虚拟经济体系,承载疯狂资本意志的“金融衍生品”经过种种优良的包装和分割,出售给全体民众,达到盘剥世界人民劳动血汗的目的。毫无疑问,证券化资本的虚拟价值不断膨胀和过度发展是实体经济的资本逻辑向虚拟经济领域延伸,不断积累的结果。虚拟资产借助金融杠杆作用,数十倍地放大了它分割现有剩余价值的能力。金融权力是资本权力在当代社会的新形态、新发展,它以更加复杂的形式进一步拓宽了资本扩张的空间。
通过对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而产生的资本流动过程来分割剩余价值。在当代社会经济结构中,虚拟金融资本权力支配实体资本权力。作为实体经济重要辅助力量的虚拟经济系统本应为社会大生产提供融资服务,刺激消费,促进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结果却弱化实体经济的功能,非但如此,其强大的吸附功能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的资本卷入虚拟经济,财富的质料因和形式因的严重背离大大拓展了虚拟资本的扩张空间。同样,“社会金融关系”是实体经济生产关系在虚拟经济领域的延伸,相比起来,这种社会控制力量比之实体经济的社会关系力量显得更为迅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形成垄断金融资本支配世界人民大众,经济强国盘剥经济弱国,当代人盘剥后代子孙的社会关系结构。出现皮凯蒂所言说的,“资本回报率的倍数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倍数”的怪相也就不足为怪。
第一,垄断金融资本对世界民众剩余价值的剥削。为在社会财富食物链条中获取更大权力,华尔街金融机构制造了控制世界人民大众命运的金融网络体系。借助电子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金融资本流动比以前更加迅速和便捷,金融关系网络的触角可以深入于全球社会各个角落,企业、政府乃至普通民众,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力量。这无疑意味着资本盘剥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通过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应,资本盘剥的力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巨大的投资风险被转嫁到全世界,大众资本成为投资风险的吸纳器,人民群众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美国民众和世界其他各国民众分摊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他们处在社会财富食物链的最底层。“垄断金融资本瓜分的利益并非由其直接拥有的资本量所限定,而是通过全球金融网络系统,使用金融杠杆数十倍地放大其支配的资本量,再通过纷繁复杂的金融产品生成无孔不入的金融触角,把各行各业和社会大众都卷入其中,由此形成金融关系网络,控制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迫使全体人民牺牲自身资源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36〕,由此一张具有强大吸附力的金融权力网被架构起来。99%民众的劳动血汗面对1%富人的贪婪,这是比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贫富差距都要大的时代。现在,处于美国财富金字塔塔尖的1%富人中,来自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居多,他们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拥有的财富量占全国财富额的40%。(www.xing528.com)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虚拟资本比实体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更为迅速和便捷,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带来它对世界经济的统治权,过去美国是通过印制美元,向各国购买生产要素或进行投资,再借助美元贬值的方式让各国拥有的外汇储备缩水,以达到其分割世界人民剩余价值的目的,但当下的美国通过金融力量来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美元的金融化迫使全世界货币的金融化。金融化使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完全为金融权力体系所操控,从房屋借贷分期付款到日常信用卡透支性消费,再到就业、医疗、养老保险计划等社会福利、保险机构,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和金融密不可分。“所有公司创造利润的44%来自金融业,而来自制造业的这一数字只有10%。不仅是金融公司,就是制造业的公司利润、居民的家庭收入、资产价格以及经济表现都已经发展到严重依赖于如火如荼的高杠杆投机活动和离奇的信贷膨胀,投机家们野心勃勃,他们追求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疯狂膨胀的金融财富。”〔37〕除此之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依靠其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霸权地位,将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加之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脆弱,在国际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风险防范能力薄弱,使得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发达国家所分割,进而加剧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第三,当代人对后代子孙的剥夺。虚拟资本的繁荣创生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从20世纪中期起,透支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未来的兑换和支付,将以后创造的财富用于今天的物欲享受,甚至把虚假需求变成有效需求,需求不是从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而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创造出来,毫无疑问,无限物欲的满足必然以没有节制地、无限度地开采自然资源为前提。金融资本流动拓展了资本发展的空间,从物质生产领域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从国内到国际,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它在促使世界性生产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也使得世界性的剥削变得更为容易,资本越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越是能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剩余价值创造的基础之上,并以地球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人有权成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只能说受益者,并且他们有责任把自然资源传递给后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分配正义的范围与一些制度框架联系在一起。而在全球范围来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类似国家内部的那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这为我们判断分配正义与否带来障碍。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当代社会财富分配是全球金融垄断资本者对全世界人民劳动成果的瓜分,当代社会全球财富分配状况存在很大不公正。因为从全球来看,贫困人口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比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拥有9亿人口,年产出仅为1.8万亿欧元(少于法国的2万亿欧元),年人均产出仅为2000欧元,是全球最为贫困的地区。”〔38〕基本的生计维持权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当某些国家和地区还处在大规模的饥荒或贫困之中,这不得不说是非正义的。
应该说,剩余价值(财富)本身是没有“罪恶”之说的。每个阶级社会里,人们都必须通过剩余价值这个物质载体,建立起物化的社会关系来支配人的活劳动,支配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发展,只是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下,由于掌握它的人其阶级立场不同,所代表集团的利益不同,故而赋予剩余价值某种价值判断。每个社会阶层或阶级力量都希望分配到更多剩余价值,那么对它的分配怎样才是合乎正义的呢,主要看两点:第一,被分割的剩余价值是否以大多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第一要旨,如果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不仅分得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这种分配还有利于为他们个人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此种分配无疑是正义,反之则是不正义的;第二,被分割后的剩余价值集中起来作为何用。如果被用于谋求全体社会人民大众福利,如医疗、受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等,那么这种分配是正义的,假若用于少数人的挥霍浪费,则是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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