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本发展，推进财富腾飞

中国社会财富实践的新特点使得中国人的财富观发生彻底的变化。新旧财富观交织碰撞。当前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在发展现代性同时，又要不断防范现代、超越现代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主义去扬弃和引导资本力量。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已经充分显露，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建立起来的财富观虽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存在阶级狭隘性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性质决定财富实践从头到尾都处于“异化”状态，它集中体现在劳动异化、分配的异化、消费异化等各个方面。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导致人在价值世界的迷失，导致虚假需求不断产生，它诱导人们恣情放纵物欲，陷入动物本能式的欲求，只关注享受当下瞬间的生活状态，致使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分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强调“以社会主义引导市场经济”，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财富观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观。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财富为人民所创，为人民所有，为人民共享。社会主义中国以其制度的优越性，致力于“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一致”、“人的发展和财富发展的一致”以及“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统一”，致力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发展。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吸收优良传统观念，培育积极、适时、理性、健康财富观，有赖于马克思科学财富观念的引导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引；另一方面又有赖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马克思关于财富之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进步寓意要求我们，现阶段必须保护和鼓励人民财富发展的活力，摒弃金钱拜物教。资本扩张逻辑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似乎带来一个悖论：在充分保障个人私欲的同时，道德便会面临滑坡。应该如何看待这类问题呢？马克思关于财富本体的认识为我们理性辩证地认识财富的地位和意义，全面地把握财富的属性和功能提供重要参考，它有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健康的财富价值观。因此，要本着对财富辩证、客观的认识，自觉摒弃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财富认识、价值倾向。我们既不能因为财富对人性的侵蚀而贬低、仇视财富，反对生产力的增长；也不能因为财富对人性的提升而迷恋、炫耀财富，陷入拜金主义泥沼。财富只是个人和社会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不能把它当作人生追求的首要目的，追求财富要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因为先进的价值文化具备提升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力量，成为指引社会进步的精神路标。先进价值文化历经历史精神的传承，又为当下大众所乐于接受。它有助于消解当下高涨的消费恐怖主义现象、人们追求财富的价值虚无主义以及获取财富的投机主义。另一方面，要保护和鼓励人民的发展活力。西方市民社会（市场）的发育是一个自为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历史实践进程自觉选择的结果。习俗社会中的“人”向现代社会的“个人”过渡，中间难免经历阵痛，习俗社会中的人是集体下的人，不是现代社会法理框架下具有产权意义上的“个人”。然而西方资本市场发展的历程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尊重和承认个人欲望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不能和政府组织画等号，它是一个经济体组织，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和，有着自己内在动力和自主性规律。

生活在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斯密发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解互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行为，对于自己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资本经济行为者往往寻觅最有利的用途，而且是最大化地实现自我利益，也在不经意间实现了社会普遍利益。所以政府对市场唯一要做的是“放任每个人追求自身的财富，其结果将引导着去达到整个社会财富普遍性增加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国家和法的观念意志来多加干涉。

斯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同时代的康德那里也有所体现，“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强国，就需要财富，但没有自由就不会出现任何可能创造财富”^〔9〕。人身上存在一种“对抗性”，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10〕。这种“非社会性的社会性”，不仅必然成为贯穿于社会始终的阻力，而且同时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它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受这种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11〕，允许对抗性的自由发展，社会财富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增加。(www.xing528.com)

斯密“政府为市场的守夜人”的思想主张为资本主义社会追求财富扩张，寻求少数人资本利益最大化提供深厚的学理证明，同时导致社会道德危机的出现。用经济性直接等同政治性，将政治权力同资本权力加以连接，后果是灾难性的。政治为资本存在，社会变成单一财富流转的经济体，交换价值成为人类生存世界所有价值的精华，自由放任的市场昭示着政府必须为财富的垄断者疯狂敛财开绿灯，交换价值成为财富扩张和分配的唯一根据和手段，政治行动纲领被市场意志所左右，国家及整个社会完全服从资本意志和命令，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整个社会陷入只为追求财富的迷狂之中。^〔12〕

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哲学家黑格尔利用逻辑与历史相贯通的方法，对“浸染了普遍性的个人私欲的存在”又给予一次合理性证明。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也是在为他的享受而生产，个人展示为普遍永恒的资本，个人充当国家普遍性工具的目的的自我意识过程。家庭、市场和国家等不过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体系的不同表达，国家作为概念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扬弃，并煞费苦心地将市民社会统一于国家理性之内。在市场中持有个人特殊利益的个体互相斗争，其结果并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丛林现象，而是在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国家这里得到统一性回归，黑格尔试图纠正市民社会在道德上的先天不足。

处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因为财富发展而导致的道德危机就停止经济建设的步伐。摆在中国当前的还是发展问题，必须保护和鼓励人民的发展活力。党十八大的召开再次凸显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国家的发展靠的是每个国民各方面的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