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曾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毫无例外地把物质财富的生产作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把研究物与物的关系作为他们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既然物质财富的生产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于是关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就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其结果是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就变成了一般生产，本来是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就成为了永恒的自然的关系。正是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即“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而且应该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重视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忽略物质生产的生产力问题研究。

“‘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存在。私有财产无非是物化的劳动。如果要给私有财产以致命的打击，那就不仅把它当作物质状态，而且也必须把它当作活动，当作劳动来攻击。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31〕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得以异化的手段和前提，是这一异化的实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劳动”章节中，马克思高度赞扬国民经济学家发现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而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章节中，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既定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私有财产放在历史所经历的过程中加以固定，而对于私有制本身不予以批评是根本错误的。国民经济学误将“异化劳动”看作劳动。没有区分“财富”和“价值”、“劳动”和“劳动力”不同所在，误将私有财产（财富）看作累积起来的劳动，认为劳动要用资本来购买，故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果实天经地义。相反，马克思得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前提。

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通过对劳动力的控制，才能实现对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格，而非劳动力所创造的大量劳动价值本身。显然，工人交换让渡的是劳动力生产财富的全部劳动力量，这些劳动力量成为被资本家用作源源不断发财的工具。资本增殖的那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真相。

国民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同样从劳动出发，为什么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呢？不难发现，国民经济学完全抹杀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没有看到劳动异化的根源所在，对“劳动和资本”只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从这点来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32〕。他们把私有财产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有待于批判的现实。(www.xing528.com)

马克思则从异化劳动出发，对私有财产的本质给予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与论述。“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33〕马克思发现，被国民经济学当作前提的私有财产根本不是异化劳动的前提，相反，异化劳动才是私有财产的前提。由此马克思才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根本所在。“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4〕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是“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者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联系下生产出价值的呢？劳动生产出价值，并不意味着生产价值的劳动者就是这个交换价值的拥有者和占有者。在劳动产品背后还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被创造出以后，也并不一定以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来确定其出售时的价格，这当中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国民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者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撇开“社会关系”这一重要维度，就会犯同国民经济学家同样的错误，只看到“人的劳动的本质”，而看不见“劳动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不是僵化、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他从“事物内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理性表达中构建一种“物质过程本体论”。现存生产方式和经济理论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实证和确认。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私有财产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历史扬弃运动，最终达至完成了的共产主义。完成了的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