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中对恶的探讨

不只是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欲望是构成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内驱动力，财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存在论意义在许多历史哲学家那里也都有所阐述。“恶（财富欲）构成历史进步的原动力”在历史哲学家那里也逐渐成为共识。近代的维科最先在他的《新科学》中提出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的重要历史论断。维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只能在人类社会内部去寻找，“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是人的历史”，这较中世纪奥古斯丁将“历史发展主体看作上帝”迈出一大步。在他看来，人性的自私欲迫使他们把私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去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对私利的追求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们在追求私利的活动背后同时又存在着某种力量在制约和疏导人身上存在的“恶”，使其向一定的方向发展，维科称这种力量为“天意”。可见，维科的历史哲学思想仍不免残留着中世纪神学动力论的某些痕迹，但维科从人自身而不是从宗教神灵入手去解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意义。

与维科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卢梭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从自由人性出发，经人性异化，最终复归人性的过程。在他看来，人与生俱有自然天性的自由，人性的异化发生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人类由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状态呢？这股力量就是蕴藏在人身上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借助于时间的作用使人类脱离了它曾在其中度过安宁而淳朴的岁月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的和自然界的暴君”^〔26〕，而促使人的道德堕落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恰恰根源于人的恶劣占有欲，对于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卢梭而言，“人的恶劣情欲”造成人远离最初的自然状态，使人处在无穷尽的冲突之中，而这些冲突只能以战斗和凶杀结束，俨然是霍布斯笔下的“丛林景象”，因此他对“恶”表露出厌恶之感，并没有给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师承卢梭的康德有着许多同他类似的论述，“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27〕。人性中“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一种对抗性，是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始终的阻力，“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28〕，才使得“人类全部的才智逐渐地发展起来”。康德在继承卢梭历史观念的基础上，实现了更进一步的超越。他抛弃卢梭“历史悲观主义”倾向，全面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抱着积极乐观的情绪。

随后的黑格尔同样凸显欲望、利益和需要等因素在历史发展动力上的伟大意义，为历史的否定性辩证运动作了理性必然性的证明。在黑格尔看来，需要是人存在的内在根据，是具有现实性的个别存在。“热情”作为人们对其所需要物质对象和利益的占有欲及追求欲，同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一起成为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在支配人类活动的热情推动下的历史呈现出一种自在的发展状态，在满足自身的需要之外也产生了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种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它们的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29〕这就是“利用热情为自己服务”自己却“隐而不见”的“理性的狡计”。从人的需要出发认识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无疑是正确的，可遗憾的是，维科等哲学家并没有抓住需要背后更为深刻的物质根源——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www.xing528.com)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恶的历史驱动力”的历史哲学观念，他的著作中的“欲望”更多地被翻转为人的需要、利益等字眼。在他看来，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正是在个人追求和创造财富的现实进程中一步一步推进和发展。社会集体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的最根本的物质性力量，满足人客观需要的财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可见，财富作为剩余价值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极其重要。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30〕不仅如此，人的需要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趋向丰富和多样的过程。人无止境需求的满足决定着人类历史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1〕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恶”给了历史发展一个最初的驱动力。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2〕很显然马克思为人的历史提供了世俗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动只能是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实践活动。它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们的回答，卢梭把历史的演进看作良知的引导活动，康德则认为是理性启蒙运动，黑格尔更是把它归为绝对精神运作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之前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西方哲学，“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动力，而是从外面把某种动力机制输入历史”，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泥沼不能自拔。为什么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哲学家会犯如此的错误呢？因为他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撇开现实的个人、他们物质生产条件以及物质生产活动，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去寻找历史发展规律。卢梭的“自然人”、康德的“理性人”、黑格尔的“具有抽象思维活动的人”概莫如此，他们共同的缺点就是只抓住人的某一方面并将其提炼为人的抽象共性，视为人的本质，其结果必然得到基于抽象人性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事实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33〕。何谓“现实的个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他是能动改造世界现实，与劳动实践相关联的个人；其二，他是感性、具体的个人，富有激情、欲望、意志的同时又饱含理性智慧的个人；其三，他是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实践活动不仅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而且它是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条件。首先，实践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34〕从本质上说，实践是以生命生产生命，是“物化价值”转化为“人化价值”的活动过程。人类通过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的自然界，将其对象化为生活资料，供自己享受和消费，进而生产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其次，一切社会关系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人的内在联系过程。在社会分工下的劳动不仅是生产自我消费的产品，也要生产为他人服务的产品。人类通过物与物的联系来实现“人生命之间”的联系，“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任何政治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35〕。因此，人们在物质生产时，也把社会关系一并生产出来。最后，人类的精神文化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6〕非但如此，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可见，由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它创造了人类历史，创造了人自身，不仅包括人的肉体生活还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借助实践活动人们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着人的发展，并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完成着自然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财富创造活动，尊重和肯定个人财富欲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发展。不仅如此，财富还体现个人自由程度和人的实际自由状态，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人类正是在财富追求过程中实现个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性生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