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历史驱动力：欲望动力论的孕育

财富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西方近代社会以前，财富常以“否定性形式”加以刻画和定位，它是权力阶级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加以蔑视的对象。财富之所以成为权力关注的对象是因为他们只有依靠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才能维持自身生存及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从再现古代希腊社会图景的《荷马史诗》中，可以知道国王或首领所占有的财富的来源主要是：战争掠夺得来的战利品，农产品，人民敬献的礼物或者从人民征得的财物等，它们包括贵重金属或金属器皿、妇女、牲畜、武器盔甲。对于权力阶层而言，财富就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或掠夺，他们并不亲自参与劳动便可获得。掠夺劳动产品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行为，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贪欲的虏获物，看作可以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20〕

应该说，近代以前的财富观是一种伦理财富观。生活在古希腊奴隶制时期的柏拉图认为，财富和德性是对立的，拥有财富的人必定不能同时拥有德性，对财富的追求应该放在心灵和身体关怀之后。既然对财富的贪欲是导致罪恶和腐败的根源，那么只有取消私人财产，才能泯灭自私之心，使人归之于无私忘我的境界，一切争端、倾轧、战争、贪欲和仇恨也会随着消失。

亚里士多德虽不反对个人拥有财富，但要求世人必须以道德来引导人们追求财富、分配财富以及使用财富，强调以道德来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以道德来规范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对财富的把握应合乎德性。

中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其综合性巨作《上帝之城》中区分了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一座城在它自身中得荣耀，另一座城在主里面得荣耀；一座城向凡人寻求荣耀，另一座城在上帝那里找到它的荣耀”^〔21〕。世俗之城的人按自己的肉身生活，受自身的邪恶欲望的推动，而不是按上帝的意志去做，因为追随自己的快乐，背离不变之善，最终导致恶的行为。可见，在奥古斯丁看来，对财富的贪婪是令人堕落的主要罪恶，“欲望”被作为一种“反题”加以阐释，是不折不扣的“恶”，但这种恶的存在是必要的，“恶会彻底被善战胜，尽管恶被允许存在，以证明创造主公义和完善的预知能对恶物善用，但不管怎么说，若无恶的存在，善也就不能存在”^〔22〕。历史正是在善恶斗争的矛盾运动中行进着，实现上帝的计划。

近代马基雅维里使得“欲望”第一次以正题形式得以确认和发扬。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里开始重视人性中情欲、物欲、占有欲等在以往都无人提及的一面，充分肯定“恶的人性”事实，主张通过“欲望”来解读人的行为，并冷漠地向世人宣称“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使然”。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告别“信仰动力论”，开始孕育“欲望动力论”的生动表达。(www.xing528.com)

自此近代资产者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人类喜爱财富和权势的天性——这些永不知足的欲望——正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基本矢量。欲望刺激了农业文明发展，促进了工业社会的来临，造就了市场，是市场经济发育的重要内驱力。经济学研究要从欲望开始，“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23〕。于是在经济学领域从对“数理方法推导过程”的关注走向“对理论推导前提”的重视，对“经济行为过程的研究”转向对“经济行为者自身欲望和需要”的研究，将这一分析方法自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看来，关注欲望就是关注真理，欲望是经济学一切假定的最根本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就等于失去经济学自身。^〔24〕

同样是人的欲望，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特征下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历史发展的脚步为何在近代出现重大拐点？众所周知，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并未成为社会的主导特征和根本目标。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基本上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徘徊，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传统社会经济只是停滞生存型经济，而不是扩张发展型经济。生存型经济结构决定不需要丰富的人性价值思想的支援，比如对个人私利和欲望的承认。处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的人们对社会存在的思考统摄在自然的历法时间坐标之下，人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地位并没有被充分认知，世界不是属人的世界，现实的个人不是历史发展前提。中世纪虽然发现人性中的“恶”，却不足以构成社会变革坐标的起点，还远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哲学范畴而被拷问和审视。上帝被看作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进程被看作上帝的计划，人按肉体方式生活反被看作“邪恶的意志作祟”。

相反，近代的一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变革已悄然发生，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传统社会“人群共同体”习俗土崩瓦解，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念被彻底颠覆，其中蕴藏着对个人自由的强烈要求，而对个人自由的最好诠释就是“肯定个人的欲望和私利”。始于16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更是给近代西方带来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它承认和肯定人的俗性，将“神性的人”变成“世俗的人”。韦伯曾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中隐藏着一股“使世界理性化”^〔25〕的思想潮流，是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现世”宗教的新教，追求的是当下的尘世生活，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轮回，这无疑与市场经济内在发展逻辑相契合。自此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于是财富发展的历史进步寓意不需要过多言语就已经为人们所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