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古典经济学忽视财富生产关系效应

古典经济学将财富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过程，揭示出社会财富的主体性本质，这一研究路向的开辟不仅使得现代经济成为科学，而且对人类发展具有伟大贡献意义。既然全部社会财富乃至人在内，都是社会劳动对象化或物化的结果和产物，是对人的劳动本质的“确证”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那么劳动的本质自身又是什么呢？旧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作进一步地追问。

但以马克思的分析，以劳动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彻底否定。马克思则发现了建立在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经济分析范式——劳动价值论——并揭示了人类社会本质层面的发展规律。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洞穿人与人的关系，重视劳动背后的深层社会关系结构是其超越基于人性论的“旧劳动价值论”之所在，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审视现实经济问题的独特理论视域和研究方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物的关系”实现了“属人”关系的理论界定和本质穿透，呈现出更为深邃的思想张力。

首先，任何社会生产都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人对人的交往实践和人对自然的生产实践在互为因果，相互生成中共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社会关系包括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联系，“个人一来到世间，便处于由世世代代的交往实践所生成的，由血缘、民族文化、语言符号和各种社会交往规范等所构成的交往关系网络中，个人不断通过交往活动而被社会化，从而形成历史主体——‘社会化的人类’，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14〕。

当然，“社会化人类”投入到劳动过程之后，劳动会派生出实质性交往内容——技术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其中经济利益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权力结构。只要人类社会生产过程处于永不停顿的运动之中，那么生产关系也处于不断地再生产之中，并且要求这种生产关系能够产生出更好的合力以适应不断进步的社会生产的需要。对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而言，他牢牢抓住劳资对立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应该说，在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不仅关注劳动生产力效应，更强调社会生产关系效应，不仅清楚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进行生产，更应知道这些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将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生产作为同一整体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加以研究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社会关系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不是静止的“物质实体”，而是“物质过程”，是事物之间在相互作用中不断生成的“存在过程”，它也是事物自身的“生成过程”。“这个世界的真正本体是‘物质过程’：这是一个通过事物之间不断扩张、渗透而生成的世界，一个由各种基本的生成过程（生成元）的历史积累所生成的世界，一个通过普遍联系而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得到生成与表达的世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世界正日益鲜活地展现在人类实践之中。”^〔15〕(www.xing528.com)

仅仅考察客观对象的特殊形式是远远不够的，事物的深层本质只有在“历史过程性”那里才得到注解，并且也只有在那里一步步趋于澄明。在马克思的思想文本中就处处体现了历史哲学这种大视野、大尺度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将社会关系划分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三种历史形态。对于资本主义“物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进行了历史辩证性的评价，“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16〕。人类最初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表现为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社会生产能力在“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进行着。“物的联系”虽然粉碎了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等事实，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但也造成了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由此马克思断言，社会关系必然由“物的依赖性”向更高的“自由个性”阶段发展。

最后，社会生产关系贯注着人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本质”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与个人本身相对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表面上看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经济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归根结底来源于对资源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当个人劳动成为雇佣劳动之后，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7〕。私有制社会下，物质交换的普遍性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18〕。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揭示以及对雇佣劳动的历史拷问表达出对无产阶级个人发展问题的关切。社会关系关乎个人的发展，它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历史条件，个人的发展总是在社会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历史性生成，个人真正的发展只有在扬弃私有制社会关系，并重新支配和控制自身的社会关系后才能实现。由此，马克思提出与社会关系三种历史形态相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可见，斯密旧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假设之上的，斯密洞察到商品交换的背后是等量劳动量的互换，而利益交换的社会根源是社会分工产生的相互依赖和权力的制约，是它的可取之处。但它只考虑经济系统的利益层面，忽视产生这种利益的更深层次原因，这不是对整个社会商品系统的完整反映。整个商品价格系统应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它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哲学基础的不同，前者把人作为与“物”无异的客观实体存在加以直观的把握，撇开活生生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及人们物质生产的社会前提，造成价值维度的空场，得到的是关于客观对象抽象化、绝对化、片面化的理解；后者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进一步追问既成事物及其运行规律产生的根源和生成过程，洞悉“人与物的关系”背后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使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生俱来就富有深厚的人学意蕴和实践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