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构建服务业发展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熵权法测算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份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基尼系数测度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采取莫兰指数对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选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水平、工业化水平、开放度和人口密度五个控制变量对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并表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地区、沿海高于内陆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服务业发展平均水平排名前十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湖北，其中有9个来自东部地区，排名后十的省份分别是黑龙江、贵州、云南、吉林、广西、宁夏、江西、甘肃、新疆、青海，全部是中西部地区，此外安徽等省份虽邻近服务业发展较高的地区，但其服务业发展却仍处较低水平。
第二，中国服务业发展差异变化幅度较小，空间格局尚未发生显著变化。东部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东部和西部差异指标变化幅度较小，中部变化幅度较大；区域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超过55%，占总差异的主体地位，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三，中国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目前已形成以北京、上海、江苏为核心的“高－高”集聚区，以青海、新疆、宁夏、云南、甘肃、贵州等为主的“低－低”集聚区，以及以广东、辽宁为主的“高－低”集聚区。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开放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其次是科技水平、工业化水平，开放度最弱。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水平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水平对本省和临近省份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根据上述实证结论和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充分认识中国服务业发展非均衡化和空间正相关性特征。从宏观角度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做到多省联动协调发展。东部应发挥自身优势，建立服务业发展区域协调机制，缩小内部发展差异；中西部地区应不断加强与东部的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发达地区优势产业，打造服务业新增长极。(www.xing528.com)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水平是促进本省及邻近省份服务业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各地区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道路通达性，推动区域间要素更好更快流动；同时也要提高科技水平，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三是积极提高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是因为工业化水平提高，即工业占GDP比重上升，服务业占GDP比重可能下降。但是应该看到，工业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省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对临近省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融合发展所致。因此，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不要一味看重服务业占GDP比重，特别是传统的工业大省，要积极发挥传统产业优势，不能“一刀切”地将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
【注释】
[1]LeSage，J.P.and Pace R.K.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Boca Raton，US:CRC Press Taylor＆Francis Group，2009.
[2]Bera A，Yoon M.Simple diagnostic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R].Working Paper，Champaign，1992.
[3]唐建荣，房俞晓，张鑫和，唐雨辰.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制造业空间杜宾模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33(10):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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