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的差异探析

(1)服务业发展的省际差异

根据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的公式分别计算出各自的值，实证分析结果如表1.6所示，可以看出在2006—2016这11年里，无论是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还是泰尔指数的值都是先降低然后又缓缓上升，这三个值都是在2009年达到最小，而后上升。但是，三个指标的变化幅度也会有些不同，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年份中，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的变动幅度较大，而基尼系数的变动幅度则较小，如在2011年，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相对于2010年分别上升了25.67%和27.53%，而基尼系数则相对于2010年上升了9.19%，这说明了2011年服务业发展指数位于两极的省份的变动幅度较大，而位于中间水平的省份则变动幅度较小，在所考察的年份中(2006—2016年)，泰尔指数的变动幅度最大，其次是对数离差均值的变动幅度，而基尼系数的变动幅度最小，这表明在所考察的年份中，我国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内部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结合表1.6对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这三个差异指标的变动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在所考察年份中(2006—2016年)，基尼系数的最大值为0.07408，最小值为0.05560，平均值为0.06486；对数离差均值的最大值为0.00914，最小值为0.00482，平均值为0.00692；泰尔指数的最大值为0.00954，最小值为0.00487，平均值为0.00711。

表1.6　对差异指标的变动情况

图1.2为2006—2016年这11年间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可以明显看出三个指标都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三个指标的轨迹呈U形，2008—2009年这段期间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三个指标均下降明显，并在2009年三个指标均达到了最小值，这可能是因为在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从而对中国的服务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中国服务业发达的地区主要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三个地区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方，因此这三个地区或者说东部沿海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故在2008—2009年这段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地区差异不管是上层水平、下层水平还是中间水平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在2009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东部沿海服务业发达地区的服务业也迅速复苏，因此在2009年之后，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三个指标均有一定幅度的回升。

图1.2　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

(2)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在划分东、中、西部方面，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解释，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更不是按照地理差别来划分，而是根据政策来划分，所以东部地区就是那些最早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域、中部地区则是那些经济发展次发达省域，而西部就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省域，这种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且为大部分研究者所接受，故我们将按经济地带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我们只研究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澳门、香港和台湾等地，具体划分如表1.7所示。

表1.7　中国东、中、西部省份构成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各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的整理计算，可以得到各区域在2016—2016年的平均数、中位数和标准差，统计结果如表1.8所示。

表1.8　2006—2016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服务业发展指数统计特征

从表1.8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2006—2016这几年间的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98.5802，远远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83.2502和80.3667，差异较小，同样中位数也是如此，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差异很小。在标准差方面，东部地区的标准差较大，为12.900，这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指数的波动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更大，这从上文中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的折线图中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靠海，对外开放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要高很多，故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所以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指数的标准差要比中西部地区的高很多。同时我们根据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的计算式可得到服务业发展指数区域差异的测算结果，测算结果如表1.9、表1.10所示。(www.xing528.com)

表1.9　2006—2016基于对数离差均值分解的三大区域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

表1.10　2006—2016基于泰尔指数分解的三大区域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

续表

由表1.9和表1.10的实证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2006—2016年这段观测期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对数离差均值的平均值分别为0.0050、0.0009和0.0014，三个区域的泰尔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0050、0.0009和0.0014，从整体上来看，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差异最小，另外从变动趋势来看，东部地区无论是对数离差均值还是泰尔指数都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两个指标均在2009年达到最低，而后缓缓上升，而中部地区的这两个指标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而后又上升的走势，两个指标在2011年均大幅下降，而后在2013年强力反弹；西部地区的这两个指标走势类似于中部地区，也是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上升的走势(如图1.3、图1.4所示)。

图1.3　对数离差均值

图1.4　泰尔指数

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大区域间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2006—2016年对数离差均值的平均值为0.0043，占总差异的比例为62.85%；泰尔指数的均值为0.0044，占总差异的比例为61.98%，如果分时段来看，那么在2006—2010年这段期间三大区域间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的对数离差均值的平均值为0.00368，占总差异的比例为64.14%，泰尔指数平均值为0.0037，占总差异的比例为63.49%；2011—2016年这段期间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的对数离差均值的平均值为0.0049，占总差异的比例为61.78%，泰尔指数的平均值为0.0037，占总差异的比例为63.49%。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6—2010年即在观测期的前五年，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较小，而在2011—2016年即在观测期的后六年，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差异较大。

第二，分时段来看，在2006—201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间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但在2010年以后即在2011—2016年，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呈现总体上升的发展趋势。

第三，从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大区域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区域间差异均占比较大，其中基于对数离差均值分解的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区域间差异只有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年占总差异的比重稍低于60%，其他年份区域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均高于60%，而基于泰尔指数分解的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指数的区域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在2006—2016年期间也均高于50%，过半年份高于60%，这表明东中西部的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一直占据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