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部播音员：我的鼓舞士气之路

当时我是80师坦克285团指挥连的侦察班长。坦克团并没有参建虹桥机场的任务，没想到11月18日，师政治部通知坦克团命我立即到虹桥机场报到。第二天，我单兵行动，背包离开驻地无锡，乘火车到上海，又转乘57路公交车到终点站西郊公园。岂知终点站离机场还很远，就是进了机场大门到工地指挥部，还得走不少路。如此，我步行约一小时，才找到指挥部。

工地指挥部宣传科给我的任务是到广播站当播音员并组织稿件，同时协助新闻干事陈云林编辑、出版《工地快报》。

广播站设在原80号机库附近的指挥塔台上，塔台呈圆形，四面都是玻璃窗，眼前就是起飞跑道。我与先期到位的80师放映员胡本贵，铁道兵52团战士沈杏官组成播音组，三人工作、睡觉都在塔台上。胡本贵至今保存的当年的《播音记录》显示：每日定时播音八次。在最紧张的抢工期，广播站则与施工部队一起战斗。1964年2月27日播音记录：“昨晚部队通宵作业，夜间广播增加四次。每次1至1.5小时。播音效果很好，特别是及时播送各部队工程进展速度，对鼓舞士气作用很大。”广播站除了及时播送当时中央报刊的重要文章、部队在施工中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外，就是大量报道施工现场动态、好人好事与文化类节目等，如1963年12月23日《播音记录》记载了当天的播音内容：除每日必有的工地新闻、班组花絮、合理化建议外，还有专栏“工地文化车”：革命歌曲九首、秧歌剧《兄妹开荒》、某部三连演唱组的淮剧等。再有根据来稿编辑的《连队故事》：“两块香饼”“一件大衣”“半桶热水”“服务周到的缝纫组”“心红手巧的炊事班”等。来稿“一件大衣”说的是天寒地冻之夜，连长脱下军大衣盖在熟睡的小战士身上，我把它改成那时在部队颇为流行的“三句半”：“天寒地冻我入梦乡，冷得我蜷着身体当‘团长’，是谁把大衣盖在我身上？连长！”并请该连战士演唱组到广播站演出，受到一致好评。

由于机场工地面积特别广，风又特别大，一般的高音喇叭声音都很难传开。指挥部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来几个美国海军用过的“九头鸟”，就是由九个高音喇叭外加铁框而成的组合扩音器，每个有七八十斤重，设置在主跑道南北中，滑行道前后和装卸物料场。由于“九头鸟”设备陈旧，常出问题，又因施工期间气候恶劣，大风大雨大雪，广播线经常断，部队一反映“声音没有了”，我们就顶风冒雨去查线修复。“九头鸟”出了问题，得拿下来送出去修。有时通信连一时派不出人，我们就自己干。胡本贵当过电话兵，爬上爬下很是灵活，跟着他，我也学会了套上齿刀鞋爬电杆。为了把“九头鸟”从高高的电杆上取下，通常是胡本贵在上拉着绳，一点一点往下放，我在下头顶手托，不让它一下子掉下来。修好后再拖、顶装上去时也得这样小心。据当年的播音记录，这样取上取下不少于10次。宣传科一些干事都不相信是我们俩干的。如今回想起来，在高高的电线杆上把那么重的东西拆下又装上，还真是有点后怕。但回忆年轻时的“壮举”，倒也颇有些自豪之感。

再说《工地快报》。那是一张八开的油印小报，正反面都有内容，每周出两期，每期印刷字数约6000字，头条多是指挥部要闻、首长指示与短评。来稿相当多，我们自己写的也不少。每篇字数两三百，最长的也就五百来字。编好，算准字数，在划样纸上划好样，由打字员用一种蓝色蜡纸打出来。若校对时发现错字，划根火柴，吹灭，用火柴头余热在打错的地方烘一烘，再补打，然后用手摇印刷机印出。《工地快报》一出，广播站率先播出。各部队都比赛谁发稿多，因此不愁稿源。(www.xing528.com)

施工部队撤离时，本文作者（右）和胡本贵在新建机场跑道上留影

以前，我只出过黑板报，没搞过像《工地快报》这样要排版、要划样、且要用心编辑校对的油印小报，陈干事一直手把手地教我，我从他那儿学到许多新知识，写作能力也有了不小的提高。一个半月后，陈干事另有工作安排，《工地快报》的组稿、编辑任务便移交给了我，但我仍然常到广播站编稿、播音，直到1964年4月底虹桥机场成功通航，第48期《工地快报》出版后，我随大部队撤离虹桥。

由于在虹桥搞广播、办快报，下连队，上工地，频频接触施工部队，我对指战员们的酸甜苦辣、工程的困难与进展、部队的昂杨斗志，应当说了解得比较多。也由于有了搞广播、办快报的经历，算是接触了新闻业务，很自然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逐步走上了写报道、做编辑、当记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