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一报告正式呈报之前的1962年底，上海市委领导已获知这一情况，几位书记都表示了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当然，这也和一股春风正从北京吹来有关。党中央、国务院已下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周恩来说，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回来了。上海市委正在研究如何积极贯彻，包括压缩过热的工业发展规模等。市委指定书记处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后为市长）的曹荻秋具体负责这项工作。1963年元月2日，曹荻秋就已在他主持的第17次市长办公会议上，先请徐以枋代表市地面沉降研究小组作了专题报告。
接着，市人委很快转发了市公用事业办及研究小组的报告。1月12日，由副市长张承宗召集，举行了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委、办、局和各区、县领导。这次会议发布了全市严控地面沉降的动员令，会上决定了两项措施：第一，加强观测，在市内建立10多处基岩水准基点，编制城市测量水准，进一步掌握沉降动态信息。第二，立即加强对深水井的管理，坚决压缩开采，争取在一两年内以自来水取代深井水。
然而，以上措施的执行情况起初并不理想。除了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地面沉降的长远危害，更牵涉到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厂的经济利益。那些原来采用地下水的企业，一旦压缩地下用水，对生产影响很大，甚至要停掉一些车间，而改用自来水的话，生产成本又将大大提高。一些当年被看作龙头企业的纺织、钢铁、冶炼等大厂，生产任务属国家急需，自然更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至迟迟不见行动。
徐以枋和研究小组成员很焦急，他们向张承宗等市领导反映了上述情况。1964年5月15日，市人委专门召开了第56次市长办公会议，仍由曹荻秋主持。国家地质部也派刘汉生副部长率多位专家专程来上海出席会议。刘汉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领导建设鞍山钢铁厂等大企业，后调到地质部当副部长，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1959年因反对“大炼钢铁”野蛮开采铁矿，被指责为“右倾”，降职到邯郸钢铁厂当副厂长。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后，他获甄别改正，刚回部里复职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央和国务院对城市地面沉降问题很关心，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周总理有指示，最近天津也发现了地面沉降迹象，上海一定要拿出经验来，地质部将全力配合。”(www.xing528.com)
地质部和上海的合作即从当年开始，指定地质部所属水文地质二大队负责对上海全市地面沉降进行监控。这样，在郊区佘山和市区7处构成了动态监测网，从田野山脚、河道堤坝、厂区桥头，以至高楼大厦“勒角”等处，增添了近3000个监测点，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有10至18个点，再以点连成线、片，真可谓是“天罗地网”。徐以枋说，我们已不仅仅是研究了，还要大胆地协助监控。
按照市里的部署，改用自来水的企业需要的资金，由人民银行统筹解决。据老人们说：“那可是专款专用啊，改用水方案一批准，钱就到工厂的账上了，谁还不动啊！”全市企业雷厉风行，仅仅几个月，果断关闭或严控使用的深水井就达80%，一次就有700余口。自来水厂也加紧扩建，增加供水。那些改用自来水的工厂，产品成本有所上升，他们就想方设法从别的方面节省支出，以达到平衡。对杨浦、吴淞、浦东等压力较大的几座钢铁厂、纺织厂、冶炼厂，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李干成、张承宗等都亲自去看望，直接下到车间、班组做工作。市中心和几大工业区相继传来喜讯，地面沉降明显减缓了，1965年全市的沉降量已下降到0.059米。那个年代，有了业绩是不发“红包”也不摆“庆功宴”的，但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个个都兴高采烈、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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