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采用模型为Anti－Dumping＝
。
其中，X′包括上文提到的所有自变量，分为四组，分别为参议院ADA值、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由《1974贸易法案》决定的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依据标准及特定总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下：
表7．3 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判定影响因素Logit分析（1990—2015年）
（续表）
注：总统以克林顿作为控制变量。
*服从χ2分布。(www.xing528.com)
由上表我们可以分析各种因素对美国对华贸易行为的影响。
从预测率来说这些变量以76．3%的概率预测了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
国会参议院众议院ADA系数符号如其经济政治含义所预测，但因为不显著，因此国会两院无论多数派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议员本身以及受各种因素形成的倾向对国际贸易委员会反倾销裁决并无明显影响。
而关于国际贸易委员会明文列出做出判断依据的各经济参数，只有利润下降对其有着正相关且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当某行业利润率下降更可能影响到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用滞后的产能利用率（Lagged Capacity Utilization）代表的经济总情况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也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我们用滞后的产能利用率来进行测量是因为产能的状况传导到经济各层面及被察觉需要时间，文中用的是滞后一个季度的数值。这一值的系数说明当产能利用率下降时，国际贸易委员会更倾向于断定存在倾销。
而总统本身的因素对反倾销决定的影响，只有比尔·克林顿在0．10的水平上显著。克林顿执政时期正值网络经济上升期，在他当政期间，美国实现了低通胀、低失业的增长，美国与中国经贸快速发展，克林顿在促进中美经贸关系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通过对影响国际贸易署裁定对华反倾销税率的各种因素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出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率是在国会、决策机构和总统以及经济状况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均衡结果。而国会的倾向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倾销判断没有显著影响，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裁定对华反倾销税率过程中几乎没有考虑国会的舆论压力，其裁定过程都体现着极大的自决性和随意性，起主要影响的是行业利润、国内经济状况以及总统的决定。这为我们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措施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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