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1．定义及作用

被称为第五种权力的美国智库在美国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对美国社会思潮、对外政策乃至对华贸易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章将在对智库进行初步定位的基础上，探讨美国智库在中美外交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智库”（Think Tank）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5]詹姆士·西蒙（James Simon）对智库进行了相似的较为简洁的定义：智库是从事于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16]智库是一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对国家政策和社会思潮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大西洋理事会等智库组织在美国外交与贸易政策的形成制定中影响力不容忽视。这些智库成为了政府的喉舌，如胡佛研究所被称为共和党的“影子政府”，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大本营等。弗雷德里克·C．莫舍（Frederick C．Mosher）指出：“行政管理的两大部分，大部分已经由专业人员（包括科学家）控制。无论是好是坏，还是坏是好，这些专业人员的选择、他们的技能和工作内容的确定，现在主要由他们中的专业精英、专业组织和机构以及高等教育设施，而非普通政府机关来决定的。政府内外的专业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也不会减缓下来。”^[17]

美国的智库一般可以被分成三派，右派（Right）［亦可称为保守派（Con-servative）］；中间派（Centrist）；左派（Left）［比如自由派（liberal）、激进派（Progressive）等］。这些流派是根据它们政治倾向划分的。当然，有些智库并不完全属于某个流派，它们的政治理念有一定的灵活变通性，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过渡流派，如中—左派、中—右派等。这样的划分方法基本和目前美国流行社会思潮相一致。^[18]一般来说，智库在成立之初就被打上流派的烙印，这是由于这些智库成立时的经费来源、领导人的党派、观点以及研究人员的录用倾向等因素决定的，而且智库也通常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轻易改变流派属性。国外许多文献都明确指出某个智库属于哪个流派，如戴维·库马（David D．Kumar）就明确指出布鲁金斯学会属于中间流派。^[19]

美国智库中的右派保守派一般认为美国从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普遍价值，应该推广到全世界各国。它们认为美国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应该输出到各国，由这些国家据此改革自己的社会。接受了美国理念的国家会在价值观上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在外交经济往来中对美国比较友好。他们对有损于美国民族和主权的建议均表示敌意，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崇尚“实力政策”^[20]。

而左派自由派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减少国内及国际的贫富差距，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加强全球合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减少国际冲突，只有当美国受到其他国家暴力威胁时，美国才可以进行武装干预。

中间派介于右派和左派之间，也被称为“第三条道路”。它们认为美国要加强跟民主国家的合作，借联合国、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维护美国及盟友的利益，维持世界秩序。美国应注重提高自身实力。美国主要智库的流派情况，如表6．1所示。

表6．1 美国主要智库的流派

（续表）

智库通过影响国会议员，对他们进行游说或出席国会听证会来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制定。

近些年美国国会权力逐渐下放，当需要作出一些专业化决策时，它们通常会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处理。议会需要借助思想库的智慧来获得信息、进行分析并作出决策。著名智库的专家和学者参加国会听证会，这就成为两者合作的形式，议员通过这一形式获得了智力支持，而智库也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了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1993年，在国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投票的时候，一些智库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就多方活动来促进这一贸易法案。它们通过发表专栏文章或出席国会听证会等方式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决议在国会的顺利通过。而在2000年5月，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尼克松中心、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和兰德公司这八家智库就通过参与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支持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1]这些智库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在听证会上给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与反对者辩论，敦促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从而为国会通过这一议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智库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影响

（1）康仑有限公司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强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和思潮。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动向和思潮最典型的反映就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有限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人们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初，为了全面审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J．富布赖特（William J．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美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5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讨论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专门讨论制订一项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计划是否必要和可行。该小组经过研究认为，非常有必要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全面研究。7月15日，参院院外交委员会在富布赖特的提议下，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外交委员会进行有关的研究。7月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决定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并为此拨专款30万美元资助有关智库撰写研究报告，完成期限是1960年6月。

1959年2月，设在旧金山的外交智库——“康仑有限公司”（Conlol Associates）接受参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美国对南亚政策”和“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两个项目。康仑有限公司很快组织了五名专家负责进行研究，当时在加州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中文名施乐伯）就是其中一位，他专门负责撰写东北亚部分。该公司在当年9月就完成了这项研究工作，并将上述两个项目的分报告合成一个总报告，题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

《康仑报告》以当时西方流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依据，详尽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并提醒美国应对中国问题予以重视。《康仑报告》建议美国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并允许中国获得与苏联相同的条件，同美国进行贸易往来。

但在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执政后，他并不想对以往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做太大的调整，因为他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过多强调改变对华政策并不明智。尽管如此，由于受《康仑报告》和戴夫·鲍尔斯（Dave Powers）的影响，肯尼迪入主白宫后还是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1961年2月1日，他在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国的船只为中国运送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按照肯尼迪的意思，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但是肯尼迪的这些政策仅是“微调”，所以很快就不了了之。(www.xing528.com)

《康仑报告》出台后，虽然在政府内未从根本上改变当权者对中国的政策，但美国民间关于美中关系改善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没有中断。

在美国思想库中，当时继康仑有限公司之后，最有影响的当属对外关系委员会所进行的中国研究项目。

（2）对外关系委员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该会主要致力于两项重要研究，即美中关系研究和大西洋政策研究。两项研究都进行了四年。美中关系研究为美国最终同中国建交以及开展正常的经贸往来铺平了道路，这在尼克松政府期间终于实现。这项研究是在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和该会其他负责人共同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导下进行的，参加者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阿瑟·多克·巴尼特（Arthur Doak Barnett，鲍大可）和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最后发表了《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美国人民和中国》和《对华政策：六大洲的看法》等一系列报告，就美国和世界各国对同中国建立关系问题作了广泛探讨，并对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这项研究计划的终点是尼克松在1967年10月《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论述了把中国接纳到国际社会中的必要性。尼克松指出，再也不能无视一个有7亿多人口的大国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带头寻求和好可能性，可能会产生某些对美国有利的影响。

（3）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下设的对外政策研究所是美国智库中研究中国问题非常著名的一个。该所的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中很多都涉及中国。该中心相比其他涉及中国问题研究的智库来说虽然成立和起步的较晚，但近些年来影响在不断扩大。

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先后由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何汉理）和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Lardy）负责，现任主任是贝茨·吉尔（Bates Gill，中文名季北慈）。他们三位都是美国国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哈里·哈丁指出：美国明智的对华政策是应当排除与北京关系再次出现以前的敌对状态，即使是外交上忽略或疏远中国也不足取。这不仅因为它将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和中美双边关系，而且会使美国与其亚洲盟友的关系出现紧张。美中关系是互补和竞争兼而有之。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将是既非敌对也非和谐，而是对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和交易的过程。

他认为，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将美中关系从“战略伙伴”改为“战略竞争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并不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22]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中美国对中国“负责人的领导者角色”的期许以及两国对此的应对，不得不承认他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是深刻客观的。

拉迪，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兼任耶鲁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专业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专家。1975年，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其主要著作：《1978—1990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改革》（1992年）、《世界经济中的中国》（1994年）和《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1997年）等。拉迪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的交互作用有深刻的研究，并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专著和文章。他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并指出美国的“底线”过于苛刻。

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拉迪认为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由于中国入世而受益，但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将使其更具有优势，对外贸易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时间越短，经济发展就越有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领导人必须在经济调整的政治代价与经济更加开放后获得的实际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对于中国入世的标准，拉迪认为中美之间的谈判主要涉及商业问题，如关税、非关税壁垒和一些贸易政策，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之所以出现诸多挫折，是因为中国入世问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国入世的好处之一是在美国得到永久最惠国待遇，但这必须经过美国国内的立法给予确认，即国会必须再通过一个解除《杰克逊—瓦尼克法案》的议案。《杰克逊—瓦尼克法案》又称《1974年贸易法》。根据该法案，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问题审议一次。他认为美国和西方实际上在中国入世问题上要求太高，太过蛮横。他主张中国可以对经济敏感的行业实行更长时间的保护，以达到国际标准，这样也可以免受入世带来的强烈冲击。他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十分巨大。中国是美国出口商品的十大海外市场之一，并且是这十大出口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快速发展的中国出口市场无疑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中国同时也是美国海外投资日益增长的国家。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拉迪认为，美国其实与很多国家都有经济贸易上的争执，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美国与转型经济国家进行贸易总是充满着矛盾，因为美国人认为旧体制还残留着许多非市场因素，而这些非市场体制因素可能会影响公平的贸易。他认为，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的因素除了两国经济体制不同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如贸易赤字问题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等。他建议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加快其步伐。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对华政策研究，它经常积极跟踪美中关系的重大事件，通过举办研讨会的形式，邀请政界、学界和著名人士参加，就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进行讨论。比如，2001年美国刚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国内各界就热烈地谈论小布什总统是否应该参加当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峰会。值此之际，布鲁金斯学会就邀请各方人士召开研讨会，专门讨论小布什中国之行的任务。学会高级研究员、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经济副顾问拉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在会上提出，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峰会应当发表一项反恐声明，并指出亚太经贸合作组织虽不是一个安全论坛，但它的许多工作却是为了促进贸易和增进其他合作以加强地区安全。该项建议立即被小布什政府采纳。在当年的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峰会上，各成员都支持美国提出的反恐合作，并把反恐当作重要的任务写进了最后的联合声明中。^[23]

（4）传统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是戴维斯国际问题研究所。

该研究所下设有三个机构，分别为：亚洲研究中心、国际贸易和经济中心、华盛顿亚太媒体圆桌会议。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立场与基金会总的原则、宗旨相同，始终强调美国应当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清楚对美国的战略威胁来自何方，以及美国为战胜敌手必须采取的战略和策略。为此，研究所工作的重点就是弄清美国的朋友、敌手、同盟和对手，以及对各个对象采取的战略政策。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导弹扩散、俄罗斯的战略走向、中国的崛起以及国际自由贸易等成为该研究所的重点研究课题。

2000年，美国举国上下争论是否应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传统基金会对外虽然保持沉默，但它通过该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策分析家斯蒂芬·耶茨（Stephen Yates，中文名叶望辉）在《行政备忘录》上发表了题为《给予中国PNTR：国会必须采取的步骤》文章，并邀请共和党州长协会主席艾德·谢佛（Ade Schiffer）在基金会发表题为“PNTR对各州重要性”的演讲等方式影响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24]

叶望辉在《促进中国的自由：人权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国应促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把中国完全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该报告提醒美国政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促使其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和投资开放更大的市场，这有利于给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此报告对美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与欧盟、日本合作，保证以商业上切实可行的条件使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其次，以解除1974年国会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为条件，换取中国的让步：同意让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加入世贸组织；再次，应仔细评估因武器扩散问题而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制裁。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用，而且制裁只能使欧盟和日本从中渔利；最后，美国应密切注视中国对现有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执行情况，防止中国倒退，特别是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削减关税以及对美国出口商品开放市场方面的执行严加监督。

（5）东亚研究中心

这家智库从属于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任这一智库中心主任，接任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该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和东亚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法律。中国日本的文化遗产和外交关系也是它研究的课题。东亚研究中心近年来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主要协助这一智库研究中国当代史，中国实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等课题。

傅高义认为尽管中美关系出现了许多波折，但两国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削减军备，共同稳定国际秩序方面；其次，在扩大双边贸易和保持国际市场的开放方面；最后，在加强国际组织方面。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在国外的影响日益增加，因此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强大的。美国应帮助中国参加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