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局势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析

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

二战后，美国通过在战争中累积的财富以及对各国的债权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为了巩固维持自己的长久利益，美国因此积极倡导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努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地削减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关税税率，为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美国已经不能维持它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资本主义世界，世界势力逐渐向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多极世界演变，其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也开始崛起，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压力和竞争。

由于代表相应地区和产业利益的国会议员不断向国会和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这段时间美国政府虽然强调战后会一直奉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了相应措施提高贸易壁垒，对国内部分产业给予保护。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思潮开始蓬勃兴起。美国贸易政策最终实现了从自由贸易政策向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变。政府纲领从全球多边主义转向了双边互惠主义，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希望通过加强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与冲突；同时美国还积极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作为其地缘政治的补充来获取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利益。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深受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影响：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美国与中国政治上的考虑都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政策及经贸往来。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权力的格局处于一个变动调整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势力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的《2025年全球趋势》中估计，“眼下正在经历的这场空前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大致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1]，这一报告中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到2040—2050年，作为崛起中的发展国家“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方七大国之和。

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在过去500多年里，世界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权力转换，即西方世界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以及当下正在经历着的“其他力量的崛起”。^[2]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正加速向东方国家及地区转移。

作为一个世界上的超级强国，美国必然要对这种国际格局的变迁作出反应，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针对国际势力的变化，地缘经济实力的对比，金融危机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逐渐向东方亚太地区倾斜。奥巴马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宣布美国要“重返亚洲”。在亚洲太平洋区域机制建设中美国积极参与，这都昭示着美国东方地区战略态度的转变，美国对东亚以及中国外交的重视意味着两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余地，双方可以通过更加频繁紧密的经济贸易往来合作增加双方各自的总体利益。

但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对外战略定位、发展模式等问题存在的分歧，两国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交往中也存在许多摩擦与纠纷。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美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必须要考虑到所面临的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的威胁与挑战。(www.xing528.com)

这便需要美国在加强传统盟友的同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对美国的合作与协助必然会令美国受益匪浅。在应对现实挑战中，美国会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性，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遇到的约束会使得它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与中国等大国合作的重要性。^[3]

因此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既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为两国政治经济方面深化合作提供了可能与机遇。这些因素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基调形成的背景。

由于中美长期的贸易逆差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下，危机后美国国内保护主义高涨，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空前增多。然而由于两国经济密切的相关性、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的数量，使得奥巴马政府及国会不得不抑制贸易交往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采取更加务实而合作的对华政策。

但是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执政，美国贸易政策开始从长期坚持的以规则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基础转变。特朗普明确提出“美国优先（Put America First）”，这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基本面上的改变。从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意外获胜，到特朗普推行的一系列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措施，这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其根由在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社会各阶层差距拉大。美国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及受到失业威胁的人群逆全球化意向增强，美国民粹主义思潮泛起。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整体战略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在很多美国政治家看来，中美贸易并不是普通的贸易，而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政治贸易”。其特殊性在于中国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主要挑战者和对手。美国希望通过遏制追赶国的实力，以免霸权异位。如果仅从经济因素考虑美中贸易，将可能使中国在将来把贸易获得的经济力量用来增加中国的军力，影响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并借此提升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这是对“对手”的一种变相资助，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权力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害。

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成为“现状维持国”还是“现状挑战国”；二是中国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相关度。

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所谓“利益相关者”的提法，就是希望世界经济市场中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负责任一方。而奥巴马关于“负责任的领导者角色”这一提法，则是在世界经济局势及政治状况发生改变后对中国做出的进一步期许与要求。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的相对减弱，2017年执政的特朗普政府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及威胁。试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通过战略上削弱新兴国家的竞争力。美国通过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为了政治利益放弃一些经济利益，从而为美国商品和服务输出拓宽市场，实现安抚国内民众及财政上减少贸易赤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