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微观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当“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被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大家开始注重研究政治市场上参与者个体特征对政策制定实施的影响。实证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考察政治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影响因素，政治学跟经济学也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促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
具有微观基础的贸易政策制定政治经济学分析，其实质是通过实证探讨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决定因素，它应用了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贸易政策的选择及演化问题。
20世纪60年代起，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采用，经济学家们从新的角度对一国政策制定以及实施进行了思考。布坎南指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贸易政策制定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市场跟政治市场这两部分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两者都需要遵循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遵循供求规律，受到竞争机制的调节。经济市场上的参与者是消费者和生产厂商，人们通过货币作为媒介，交换商品，购进原材料，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效用函数或利润函数的商品或生产资料，在市场机制的调解下，社会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治市场上的参与者是政治家、官员、选民以及相关利益集团，在这一体系中，选民通过选票表达自己意见，是社会政策的需求者，而政治家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组成自己的效用函数，通过最大化自己效用给出政治法案提议、制定法律政策规定，并将相关政策作为商品供给政治市场。
这一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中选民公众、政府、官员、利益集团乃至外国政府等集团、个人参与者，根据贸易政策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及社会福利结果，计算收益成本，将某种贸易政策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提供，随后进行消费。关税率、非关税壁垒、补贴率等都是常见的贸易政策产品，被政府在政治市场上出售，需求供给的均衡及其方式决定了交易双方选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理论假设选民与政府官员等参与者最大化自身利益及效用函数，总统、议员等政府官员将政策作为政治市场产品供给，追求自己的当选或连任；选民以投票为媒介，换取候选人的关注或妥协，获得对自己所属集团或阶级有利的政策。
由此我们可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反映了各种集团利益的冲突与调整，是各种政治过程相互妥协的结果。
概括地说，主要研究贸易保护为主的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包括如下：（1）贸易保护总水平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2）某一时间保护结构及其决定因素的截面数据研究；（3）不同时期保护结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的时间序列研究；（4）贸易政策（如关税和数量限制）的选择及其决定因素；（5）各政策福利效果以及不同政策福利效果的比较；（6）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和机制。[15]
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是吉恩·M．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与赫尔普曼提出的贸易保护待售模型（protection for sale）。[16]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的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按照政治市场上对贸易政策供求的分析角度划分为“需求分析”、“供给分析”和“需求—供给联合分析”三种类型。
这一理论基于经济中理性人这一假设认为西方民主政府中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会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受到社会民主制度、规则和政策制定程序的影响约束，由于谋求连任需要选民选票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把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虑衡量，而政府的贸易政策在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与公众的博弈取得平衡，贸易保护待售模型从政府或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分析政治捐献、决策参考标准等因素对制定贸易政策的影响。
许多后继研究对贸易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如分析院外活动行为、将利益集团的游说内生化、考虑外国资本游说及工会的利益活动等。[17]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证研究盛斌做了很好的综述，其分类可作为参考。[18]
关于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的规范研究，随着一般均衡模型与微观模拟模型技术的成熟，近年来得到了充分发展。(www.xing528.com)
由政策引起的经济体之间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分析，以前应用的一个主要模型为投入产出分析模型，这种方法存在的缺陷为：所用方程的线性假设、无约束条件以及模型中缺少要素与产品价格。而一般均衡模型克服了投入产出模型的缺点，它最大的好处是包括了明确的约束条件，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所得结果对各种约束条件高度敏感，从而为其普遍应用造成了麻烦。
对于贸易政策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最普遍为人所知的是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它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由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托马斯·W．赫特尔（Thomas W．Hertel）所领导的全球贸易分析计划（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开发完善，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贸易政策效果分析。在GTAP模型架构中，它建立了可详细描述每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消费、政府支出等行为的子模型，然后通过国际间商品贸易关系，将各子模型连结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当变动政策时，我们想知道它的经济效果，可以将相关数值代入，根据这个一般均衡模型提供的结果探讨该政策对各国各部门、国民生产及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等的影响。GTAP模型比较适合应用于政策定量分析，它能够比较不同政策措施带来社会产出或福利方面的变化，从而对政策选择和决策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给出具体并且比较准确的改正或完善建议，现在国际上的主要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都已经采用GTAP模型对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相关课题进行定量的分析。
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关于贸易政策的规范性研究现在已经具备条件，发展为在特定环境下，基于微观个体异质特征和行为模式的经济分析。
现实中有效地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依赖于对微观层次个体的正确认识和分析，贴近现实的前提假设能够很好地提高模型对于现实的拟合。公共政策评价领域的微观模拟模型如ASMEC-O模型，就是一个基于主体经济开放、个体具有异质特征的微观模拟模型，它主要用于分析在国际贸易中关税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19]
现今随着方法研究的深入，微观模拟越来越多地在公共政策分析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模型已经成为政府部门进行公共政策制定与分析的有力工具。
这些年一些经济学者皆是利用了微观模拟这一方法对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规范分析。[20][21][22]
大致来讲，微观模拟模型可被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静态微观模拟适用于公共政策的中短期效应评价，且模拟结果精确，类似美国TRIM系列模型和MATH模型、英国的POLYMOD、EUROMOD模型、澳大利亚的MITTS模型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由于一般均衡模型及微观模拟模型在政策效应评估领域的适用性，可以预见这将成为以后国际贸易政策实证研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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