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贸易政策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在传统的宏观视角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解释现实世界问题遇到困难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与研究贸易政策制定执行的制度经济学发展起来。这两种理论既具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又在发展中不断融入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及经济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的新方法，渐渐以微观作为基础进行补充，结合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加入了不少定量分析，从而可以视为是变化／转变（transition）中的领域。从这一点来说它们其实已不能跟以公共选择作为基础的新政治经济学明确分开。本书只将明确以行为理论及公共选择为基础的研究归入新政治经济学范畴，将其余处于中观产业、制度层面的研究罗列于此。

传统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划分出战略部门，它们认为竞争会使任何不同部门之间同质的劳动或资本获得相近的报酬，因而没有必要进行区分。而战略贸易理论则将前提假设基于不完全市场、规模经济及技术进步，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行业租金有了不被均化的可能性。在一些产业资本或劳动可能能获得更多的回报，在市场中取得相对优势，同时它们还可能存在外部经济性，产生技术外溢。这为政府实施某些产业政策或保护措施提供了合理性基础。

一国的各个产业不但在国内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进行竞争，同时也与其他国家的企业争夺市场，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需要把外国企业或政府的反应考虑在内，战略性贸易政策指政府通过与他国企业、政府间的博弈最终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标。

这种理论指导下，贸易政策进攻性的例子包括设置贸易壁垒，迫使外国政府采取互惠的政策，扩大市场准入等。防御性的例子包括抵制关税规定的制定，使外国相关政策减小效力。战略性贸易政策既能影响对手的数量，也能影响它们合谋的能力。^[10]

战略性贸易政策多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强调各国需求偏好的相似性与多样性导致的产品异质性，以及企业动态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这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基础上建立的新张伯伦模型（Chamberlin model），兰斯·卡特（Lance Carter）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伯特兰（Bertrand）的双头垄断模型以及伯特兰与克鲁格曼的相互倾销模型等。1989年克鲁格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出版了《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可认为是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作，书中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对寡头市场上各参与者之间伯特兰竞争和库诺特（Cournot）竞争中产生的新的贸易现象进行分析，并建立了验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模型。^[11]

与战略性贸易政策并行的是经济政策的新制度主义研究。(www.xing528.com)

贸易政策的政治学研究侧重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但经济政策制度主义研究传统一直以来源远流长。^[12]

政治经济制度研究因为传统研究方法中存在的笼统模糊性一度沉寂，参与者行为研究与经验研究代替了国家研究及规范研究。但到20世纪70、80年代，主流政治经济学重新把制度纳入研究的范围，兴起了新制度主义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鲍得温指出，经济学研究不能替代政治学研究中“制度、理念和机构”的研究方法。^[13]

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把制度建立、变革、进化与个人选择行为相联系，将产权、意识形态与制度成本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运用一般均衡作为分析工具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增加了成本分析，从而在产权约束和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分析建模中，应用了数量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不满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作为主流派经济学只关心瞬间资源配置和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之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的原因。”^[14]贸易政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以制度的均衡作为研究出发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将诸如意识形态之类变量引入研究，对制度进行需求—供给、成本—收益分析，建立起一整套贸易制度研究理论体系。

但诺斯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学术界也受到一些批评，如他在解释引致制度变迁因素时，认为行为相对成本和参与者偏好的变化打破了制度原有的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而其中主体偏好的变化来自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等，这一观点夸大了人的心理等主观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