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图报的中介作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感恩（gratitude）作为一种美德，在中西方的文化中都备受推崇。但直到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兴起，对感恩的研究才逐渐从哲学思辨转向实证科学，并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Emmons＆Shelton，2005；梁宏宇，陈石，熊红星，等，2015；McCullough，Emmons，＆Tsang，2002；Emmons＆McCullough，2003；Solomon，2004）。文献梳理的结果显示，感恩本质上是一种积极情感（Emmons＆Shelton，2005；梁宏宇等，2015），包括状态感恩和特质感恩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形式。特质感恩是个体体验感恩情绪的心理倾向，是个体的一种情感特质，具有稳定性（McCullough，et al.，2002）；而状态感恩是个体在特定的恩惠情境下感受到的一种即时性情绪体验，具有情境性（Emmons＆McCullough，2003）。另外，感恩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感恩包括个体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的感恩；而狭义上的感恩仅包括对他人的感恩（Solomon，2004）。本书研究的感恩范畴属于狭义的状态感恩，即人际感恩（interpersonal gratitude）（Solomon，2004）。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人际感恩的内涵却无法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蒲清平，朱丽萍，2012）。其原因在于，感恩作为人类共有的人文精神，诚然具有文化普遍性，但因所起源的文化背景不同，也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性（Emmons＆Shelton，2005；梁宏宇等，2015；喻承甫，张卫，李董平，等，2010）。西方的感恩思想渗透在“博爱”的基督教文化中，受此影响，施恩者与受惠者之间并不存在互惠的关系。具体来讲，施恩者在给予恩惠时是不求回报的（Algoe＆Stanton，2012；Heider，1958）；受惠者意欲报答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对自己有恩有惠的人，也包括其他的陌生人（Tsang，2006；Spence，Brown，＆Keeping，2014）。因此，西方学者将人际感恩定义为个体在接受他人给予的恩惠（礼物、关心或者帮助等）后产生的一种心怀感激而意欲报答的积极情绪（Tsang，2006；Spence，et al.，2014；Emmons＆Stern，2013）。与此相对比，中国的感恩思想蕴含在强调人际互惠的儒家文化中，在此影响下，施恩者与受恩者之间具有互惠关系。即施恩者预期对方会感恩并在将来回报自己，而实际上受惠者确实会感恩并且会努力报答施恩者（樊景立，郑伯埙，2000；Cheng，etal.，2004）。因此，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情境中，感恩的内涵不仅包含受惠者对恩情的认知和感激，更加强调对施恩者的报答（樊景立，郑伯埙，2000；蒲清平，朱丽萍，2012）。也就是说，“感恩图报”比“感恩”更加精准地诠释出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思想。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认为感恩图报（gratitude-repayment）是受惠者感知到恩惠后内心产生感激而设法报答施恩者的积极情绪。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和儒家“感恩与报恩”的互惠规范，本书认为FSSB能够激发中国员工对上司的感恩图报。尽管在西方的文化情境中，施恩与受惠双方并不是互惠的社会交换关系，但人们内心的感激之情却往往受到人际互惠关系的影响（Algoe＆Stanton，2012；Tsang，2006；Spence，et al.，2014），这与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一致。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只有社会交换才能引起个人的感激之情，而纯粹的经济交换则不能（Blau，1964）。其原因是，经济交换是通过正式契约明确规定双方应履行的义务，具有强制性，所以个人将获得的经济利益视为应得的，内心也就不会产生感激之情（Blau，1964）；而社会交换则属于未加规定的义务，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受益方认为自己所获得的关心、理解和尊重等社会情感资源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产生感激之情（Blau，1964；Shore，Tetrick，＆Lynch，et al.，2006）。由于上司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并没有规定其有展示FSSB的义务（Straub，2012），因此，当上司真诚地关心员工的家庭生活并帮助员工解决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竞争性需求时，不仅为员工提供了建立社会交换的诱因（Bagger＆Li，2014），而且也为员工创造出一种恩惠的情境。樊景立和郑伯埙（2000）在定性研究中推断，当上司给予下属关心和支持时，“感恩和报恩”的互惠规范会激发下属对上司产生感恩图报。随后，Cheng等（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华人企业中，上司的仁慈行为与下属的感恩图报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本书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FSSB将正向影响感恩图报。(www.xing528.com)

进一步地，樊景立和郑伯埙（2000）通过定性分析认为，下属的感恩图报在工作场所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勤奋工作、表现敬业和符合期望以报答上司的恩情。同时，学者们通过实验法发现，状态感恩有助于提升并维持积极情绪（Emmons＆McCullough，2003；喻承甫等，2010）、提高睡眠时数和早晨起床后精神恢复的程度（Emmons＆McCullough，2003），而员工身心健康、头脑清醒、情绪高涨正是员工可以全情投入工作的能量之源（Kahn，1990）。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感激之情是联系“给予”与“报答”的纽带（Blau，1964），这与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以“感恩与报恩”为核心理念的互惠规范不谋而合。为此，华人学者们主张，在华人组织中，上司和下属之间的互惠很可能就产生于下属对上司发自内心的感恩图报（樊景立，郑伯埙，2000；Yang，1957）。按此逻辑推理，当上司善意地执行FSSB帮助下属平衡好工作和家庭角色时，下属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感激并意欲回报的积极情绪，这种积极情绪会进一步激发下属通过全身心投入工作来报答上司给予的恩惠。综上所述，本书提出假设：

假设3：感恩图报会中介FSSB对员工工作敬业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