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家庭增益：概念、维度与测量

基于资源“扩张假说”（the expansion hypotheses）（Sieber，1974），Greenhaus和Powell（2006）将工作-家庭增益（work-family enrichment）定义为“个体从一种角色中所获得的经历有助于提高其在另一种角色中的生活品质”，其中生活品质包括绩效和积极情感两个方面。由于工作家庭的研究界面经历了从冲突到平衡和增益的研究过程，为了清晰地掌握工作-家庭增益的概念，本书首先界定工作-家庭界面的相关概念，然后再辨析工作-家庭增益的相似概念。

1.工作-家庭界面相关概念的界定

基于资源“稀缺假说”（the scarcity hypotheses）（Goode，1960），Greenhaus和Beutell（1985）将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的定义阐述为“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角色压力不相容造成的角色内冲突”。从冲突形式来看，具有基于时间的冲突（time-based）、基于压力的冲突（strain-based）和基于行为的冲突（behavior-based）三种类型；从冲突方向来看，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工作→家庭冲突（WFC）和家庭→工作冲突（FWC）两个方向（Frone，Russell，＆Cooper，1992）；两个方向三种形式共同构成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六个维度。工作-家庭冲突的概念和维度目前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而关于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的概念，目前学者们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Greenhaus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工作-家庭平衡是个体主观感受的满意感。Greenhaus等（2012）将工作-家庭平衡定义为“个体从工作和家庭这两个角色中所获得的成效与满意中感到的平衡”。而Grzywacz和Carlson（2007）则认为：“工作-家庭平衡是一种角色期望的达成，这种达成是通过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中与角色相关的合作者的协商和分享来完成的。”他们强调工作-家庭平衡是一种客观的平衡，并呼吁研究者应将视角从工作-家庭平衡的个体心理层面转移到社会功能的层面上来，以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探讨平衡。

总的来看，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增益是两个互不相关且相互独立的构念（Frone，2003），即没有冲突不代表就有增益，没有增益也并不意味就有冲突。而由于工作-家庭平衡的理论源于相互对立的资源“稀缺假说”和“扩张假说”，所以对于平衡的理解必然要与冲突和增益联系起来。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冲突与增益可能是工作-家庭平衡的关键组成部分（Frone，2003），Grzywacz和Bass（2003）认为最理想的工作-家庭平衡是由低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和高水平的工作-家庭增益组合而成。

2.工作-家庭增益相似概念的辨析

由于学术界对工作-家庭积极交互作用的相关概念界定不够清晰（Greenhaus＆Powell，2012），目前存在很多与工作-家庭增益相似的概念，主要包括工作-家庭提高（enhancement）、工作-家庭积极溢出（positive spillover）、工作-家庭促进（facilitation），在已有的文献中经常被交替使用（e.g.，Frone，2003）。虽然这些构念相似，但这些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Carlson，Kacmar，＆Wayne，et al.，2006），如表3-1所示。

由表3-1可以看出，工作-家庭提高主要关注个体获取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对生活领域的帮助，并不涉及角色间资源的转移。工作-家庭增益是以工作-家庭积极溢出为基础，两个概念之间的细微但显著的区别是工作-家庭积极溢出仅强调角色间资源的转移，并不涉及该转移能否提高接受资源一方的生活品质；而工作-家庭增益不仅包括角色间资源的转移，更强调这种转移对接受资源一方生活质量的改善。工作-家庭增益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关键区别在于分析单位层次的不同：工作-家庭增益强调对个体生活质量的改善，而工作-家庭促进强调对整体系统功能的改善（Carlson，et al.，2006）。

表3-1　工作-家庭增益的相似概念

来源：根据Carlson等（2006）整理所得。(www.xing528.com)

Wayne（2009）认为，工作-家庭增益是工作-家庭积极溢出的扩展，工作-家庭促进是工作-家庭增益的延伸。通过工作-家庭积极溢出的过程，角色间资源的转移提高了在接受资源角色中的生活品质（增益），进而最终导致接受方系统功能的增强（促进）。因为大量的相关研究关注接受资源一方的个体结果和个体功能的增强，所以本书选择使用工作-家庭增益的构念。

3.工作-家庭增益的维度

工作-家庭增益与工作-家庭冲突一样也是双向维度的，即分为工作→家庭增益与家庭→工作增益：当个体在工作中的经历提高了其在家庭生活中的质量时，即产生了工作→家庭增益，当个体在家庭生活中的经历改善了其在工作中的表现时，即产生了家庭→工作增益，并且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构念（Carlson，et al.，2006）。Carlson等（2006）将工作→家庭增益（WFE）分为发展、情感和资本三个维度，将家庭→工作增益（FEW）分为发展、情感和效能三个维度。根据Greenhaus和Powell（2006）以及Carlson等（2006）的研究成果，本书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六个维度进行总结，如表3-2所示。

表3-2　工作-家庭增益的维度

来源：根据Greenhaus＆Powell，2006及Carlson，et al.，2006整理所得。

4.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

目前国外已存在一些有关增益的量表，但如前所述，关于工作-家庭积极交互作用的概念并没有统一，从研究层次上划分，既有个体层的（如增益），也有系统层的（如促进），因此，其相关的测量也如其构念一样像个“大杂烩”（Zimmerman＆Hammer，2010）。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中，包括之前用于测量“积极溢出”“促进”和“提高”的题项（Greenhaus＆Powell，2006）。同时，现有的大多数量表并没有遵守严格的量表开发及相关验证程序，缺少严密的信效度检验（Carlson，et al.，2006）。

相比而言，目前较具代表性的是Carlson等（2006）开发的工作-家庭增益量表，通过梳理前人关于增益的30多篇文献，以Greenhaus和Powell（2006）定义的工作-家庭增益为基础，在借鉴和纠正了前人有关增益的14个问卷后，开发出了工作→家庭方向（发展、情感、资本）和家庭→工作方向（发展、情感、效能）共六个维度的增益量表，每个维度包括3个题项，共18个题项。这一量表较之前有很大进步，取得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现被学者们广泛使用。

但要说明的是，此量表是以增益的内涵为开发基础，只适用于个体层面的增益研究，因此Wayne等（2007）呼吁学者们开发针对系统层面增益的量表。同时，由于该问卷包含18项，有学者认为问卷太长会占用被试的大量时间，因此，Michele（2014）从18项中抽取了6项，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各3个题项，经过他们的严密检验，新量表的信效度和原来的18个题项近似。（详见附录“一、第三章调查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