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测度

产业转型升级是区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指标。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主要在于各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要素的吸收能力的差异，其主要表现为产业产值比例的变化，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则主要通过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的再分配实现。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由于不同产业生产率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理论观点：要素再配置如果使得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要素再配置如果使得要素从高生产率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低生产率水平或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下降，由此带来的“成本病”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进入经济新常态，由此，经济新常态隐含着“结构—速度”的负相关关系。

对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但却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部分学者认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成本病”，如李建华（2012）等认为不可标准化服务业的发展符合Baumol模型的假设，其过度增长会导致“成本病”。程大中（2004）认为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其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因此很容易引发“成本病”。于斌斌（2015）认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已由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产业结构“服务化”倾向的高级化调整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结构红利”。徐现祥等（2001）等利用要素总配置效应（TRE）分析劳动力在配置效应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刘伟等（2008）测度了产业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不断降低趋势结构红利。干春晖等（2009）肯定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结构红利。郭进（2014）等以上海为样本应用偏离份额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法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问题，得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阶段性结构红利。

研究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之所以得出看似矛盾的结论，原因在于其测度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只分析了总结构效应，缺乏单个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如果将总体经济只分为两个部门，那么由于一个部门比重的增加就意味着另一个部门比重的下降，那么结构效应只需要考虑总效应即可，不需要细化结构效应。然而，如果将总体经济分为三个或以上部门时，只分析总结构效应就会忽略掉单个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对于我国三次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测度如果仅仅限于对总结构效应的分析，那么就不能区分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的先上升后下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对于总结构效应的贡献。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计算方法，国内学者大都借鉴法布里坎特（Fabricant，1942）提出的偏离份额法和赛尔奎因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我国借鉴赛尔奎因公式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对较早，郭克莎（1992）利用赛尔奎因公式中的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和全要素总配置效应分析改革以来我国资源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较低，产业部门之间资金再配置处于失衡状态，并且与劳动再配置的关系也很不协调。潘文卿（1999）将经济主体划分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利用赛尔奎因公式中的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进行测评。姚战琪（2009）利用赛尔奎因公式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全要素总配置效应，认为要素再配置效应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来源，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伴随着经济六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为负值。

基于此，本文以赛尔奎因分解公式为基础，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将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到单个产业，研究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据我国三次产业转型升级历程，我们将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结构效应分别称之为城镇化效应、工业化效应和服务业化效应，分别对应第一产业资源要素流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产业资源要素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第三产业资源要素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赛尔奎因再分配公式中结构效应的细化

（1）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效应细化

在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中，总产出等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投入量的乘积。令Y为产量，L为劳动量，y为劳动生产率，那么

Y=Y/L　（1式）

令yt表示t时期总劳动生产率，表示t时期i产业的劳动生产率，i表示不同的产业部门，表示t时期i产业的劳动所占份额，其中，i=1，2，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t时期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借鉴赛尔奎因分解公式，式2两端对时间t求全微分可将总劳动生产率做如下分解：

gy=∑ρi·gyi+∑ρi·gγi　（3式）

其中表示变量关于时间t的导数变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量，式（3）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ρi·gγi）和要素再配置引起的总劳动生产率增长（∑ρi·gγi），将其定义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A（y），则：

A（y）=∑ρi·gγi　（4式）

将ρi=Yi/Y以及劳动力份额增长率带入公式（4）可

通过引入总劳动生产率y指标后，（5式）表达的经济学含义为：当产业劳动生产率yi高于总劳动生产率y的产业劳动力变化量为正，或者产业劳动生产率yi低于总劳动生产率y的产业劳动力变化量下降时，即（yi-y）＞0，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为正，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红利假说一致。劳动力再分配效应能够准确测度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再配置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对总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实现了总转型升级效应的细化，可以劳动生产率指标下，分析单个产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2）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效应细化

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生产要素从单一的劳动拓展到资本、劳动和技术，生产函数为Y=f（K，L，A），并且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中性的可微函数，因此：

总的经济增长率为资本存量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其中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可以归纳为生产要素扩张，借鉴塞尔坤（Syrquin，1984）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分为产业内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而后者对应的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总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按照Syrquin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参照迪莫（Timmer）和Szirmai（2000）模型，构建一个反映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同时在产业间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模型。假定单个产业的生产函数都是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中性的可微函数：

Yi=fi（Ki，Li，t）　（7式）

其中1，2，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三个产业的总产出增长率都可以分解为：

G（Yi）=αiG（Ki）+βG（Li）+G（Ai）　（8式）

其中G（X）-（dX/dt）/X=ΔX/X，G（Ai），就是i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i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βi=f（Li）Li/Y是i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因此，用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表示的总产出增长率为：

其中ρi=Yi/Y，表示各个产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同时，总产出Y的增长率也可以用经济总体生产函数表示为：

G（Y）=αG（K）+βG（L）+G（A）　（10式）

其中，Y=∑Yi，K=∑Ki，L=∑Ki，α=∑ρiαi，β=∑ρiβi，而G（A）为总量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由G（A）和∑ρiG（A）之间的差异表示。因此，总结构效应可以表示为：

TRE=G（A）-∑ρiG（Ai）=[∑ρiαiG（Ki）-αG（K）]+[∑ρiβiG（Li）-βG（L）]　（11式）

TRE=∑ρiαiG（ki）+∑ρiβiG（li）　（12式）

其中f（K），f（L）分别代表经济总体的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边际产出。式（13）右侧两项分别表示产业间资本转移和劳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而对总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式（13）的含义同样符合结构红利假说：如果高于平均水平边际报酬的产业存在资本要素（或者劳动要素）的净流入，转型升级效应为正，即该产业资本或者劳动要素份额的提升有利于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反之，如果低于平均水平边际报酬的产业存在资本要素（或者劳动要素）的净流入，转型升级效应为负，即该产业资本或者劳动份额的提升将会阻碍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实现了劳动生产率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对转型升级效应的细化，本文将依据式（5）和式（13）测度三次产业间劳动、资本要素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论述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劳动生产率指标下结构效应细化分析

在劳动单要素生产函数假设下，利用劳动生产率指标，对我国1978-2015年三次产业间劳动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度。

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下，核算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经济总体和三次产业的产出以及劳动投入数据。

其一，经济总体和各产业的产出数据。本文以经济总体和各产业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产出及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按1978年价格换算。

其二，经济总体和三次产业劳动投入量。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经验，本文采用各产业的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数量的衡量指标。就业人员数据来自于历年统计年鉴的“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2010年底数）”^[1]。

3.三次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测度

（1）总转型升级效应。根据式（5）计算我国三次产业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表明：1978-2015年，三次产业间的劳动力再配置使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43%，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均值为14.31%（见表4-1），劳动力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结构红利。也就是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一定程度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分年度的总结构效应结果表明，总体劳动力再分配效应在1989年、1998-2002年、2015年出现负值（见图4-1），原因在于这些年份劳动力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变化量为正值，劳动力生产率高的第二产业劳动力变化量为负值（见图4-2），也就是这些年份的产业转型升级导致劳动力流向了劳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业，进而导致劳动力再分配效应表现为结构负利。但其他年份都表现为结构红利，总体来说劳动力生产力在配置效应表现为结构红利。(www.xing528.com)

图4-1　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再分配效应

将图4-1计算的转型升级效应求均值得到表4-1中第二列的数据。以1978年不变的国内生产总值，逐年计算经济增长率，得1978-2015年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为10.02%，第一列只具有相对意义，将第二列变为百分比形式，即三次产业转型升级效应占经济增长率均值的比重，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表4-1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经济增长贡献率　（单位：%）

（2）城镇化效应。1978-201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在配置使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0.17%，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均值为1.74%（见表4-1），劳动力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结构红利。

图4-2　三次产业劳动力变化量

第一产业劳动力变化量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1年、1997-2002年劳动力变化量为正值，但第一产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使得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为负值，阻碍经济增长；1992-1996年、2003-2015年劳动力变化量为负值，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为正值，促进经济增长（见图4-2）。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总体来说处于下降趋势，通过不断释放剩余劳动力，实现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行业，从而加快了总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加快了经济增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效应总体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

（3）工业化效应。1978-2015年，第二产业劳动力再配置使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1%，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均值为10.11%（见表4-1），劳动力再分配促进经济增长，产生结构红利。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再分配效应年度测算表明（见图4-1），在1989年、1999-2000年、2002年、2013-2015年劳动力再分配效应出现负值，均是由于劳动力出现了相对下降，并且2013年之后劳动力变化量为负值，这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事实——从工业化中期逐渐走入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这些年份劳动力下降，阻碍经济增长。其他年份的劳动力再分配效应都为正值，表现为结构红利。1989-1990年由于统计口径的调整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下降，1999-2002年，国家提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下降918万人，2013-2015年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进，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变化量下降548万人（见图4-2）。因此，工业化效应也一直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

（4）服务业化效应。1978-2015年，第三产业劳动力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使得经济每年增长0.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6%（见表4-1）。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效应年度测算（见图4-1）表明，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效应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1978-2001年，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一直为正值^[2]；2002-2015年，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为负值。结合式（5）的经济学含义，2002年之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总劳动生产率（见表4-2），劳动力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产生结构红利；2002年开始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总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得从2002年开始劳动力流入劳动力生产效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表现为成本病。因此，服务业化效应在2002年以前表现为结构红利，而从2002年开始则表现为结构负利。结论与李翔等（2016）等利用经济增长速度分解公式研究了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相似，服务业化效应对增长速度的影响经历了由结构红利向成本病的转变。

表4-2　服务业化效应测算结果　（单位：%）

劳动生产率指标下三次产业转型升级的测算结果表明，1978-2015年城镇化效应和工业化效应总体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而服务业化效应则从2002年开始由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转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负利。2002-2015年总结构效应的年度测算结果更耐人寻味，虽然从2002年开始，服务业化效应就开始表现为结构红利，但总结构效应在2002-2014年却一直为正值，而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城镇化效应和工业化效应所带来的结构红利大于服务业化效应所带来的结构负利，也就是城镇化效应和工业化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服务业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阻碍。

4.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结构效应细化分析

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计算转型升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核算经济总体及三次产业的产出数据、劳动投入量、资本存量以及经济总体和三次产业的资本和劳动边际报酬。经济总体及三次产业的产出数据、劳动投入量数据来源与劳动生产率指标下所需数据来源一致。

一是资本存量。对于资本存量的计算可通过投入产出表或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资本存量更被认可，例如张军等（2003）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额估算1952-2000年中国资本存量，王益煊等（2003）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额测算中国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存量。本文借鉴李仁君（2010）按三次产业划分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计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我国总体及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以1986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后依据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计算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资本存量。

二是经济总体和各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通过1987-2012年九张投入产出表查询三次产业“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四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劳动的总报酬f（Li）L，而后三项之和就是资本的总报酬f（Ki）Ki，再同时除以当年资本存量Ki和劳动存量Li的数据，就能计算出资本边际报酬f（Ki）和劳动的边际报酬f（Li）。

5.三次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测度

（1）总转型升级效应。根据式（13）计算我国三次产业间的劳动转移效应和资本转移效应的结果表明：1978-2015年，三次产业间资本、劳动再配置使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0.1%（见表4-3），为体现总转型升级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1986-2015年经济增长率的均值（9.79%），将表4-3变为百分比形式，即总转型升级效应占经济增长率均值的比重，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表4-3　1986-2015年劳动、资本转移效应矩阵　（单位：%）

经过测算得出，总转型升级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均值为0.99%（见表4-4）。因此，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的总转型升级效应测算结果表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但其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这也可以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来源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以及产业内的技术进步。

表4-4　1986-2015年劳动、资本转移效应贡献率矩阵　（单位：%）

（2）城镇化效应。1986-2015年，第一产业的资本存量呈现上升的趋势，资本存量由1986年的263.9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2871.9亿元，第一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使得经济每年增长0.05%（见表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49%（见表4-4）。

资本转移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1986-2003年，资本转移效应为正值；2004-2015年，资本转移效应为负值（见图4-3）。依据式（13），资本转移效应由正值转为负值是因为第一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由高于经济总体的资本边际报酬转为低于经济总体的资本边际报酬，也就是单纯从资本转移角度考虑，从2004年开始第一产业资本存量的增加就不利于经济增长，即开始出现结构负利。对1986-2015年第一产业的劳动转移效应的年度测算梳理得出，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一直低于经济总体的劳动边际报酬，所以只要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量出现增加，则劳动转移效应即为负值，反之，第一产业劳动投入量减少的年份，劳动转移效应即为正值。

图4-3　城镇化效应

将第一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求和，可以得出城镇化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86-2015年，城镇化效应使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0.17%（见表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71%（见表4-4）。而分年度测算结果显示，除1990年和1999年外，城镇化效应均为正值，因此，城镇化效应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3）工业化效应。1986-2015年，第二产业的资本存量由1986年的12517.23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349435.5亿元，使得第二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经济每年增长1.07%（见表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94%（见表4-4）。

资本转移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1986-1991年，资本转移效应为负值；1992-2015年，资本转移效应为正值。依据式（13），资本转移效应由负值转为正值是因为第二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由低于经济总体的资本边际报酬转为高于经济总体的资本边际报酬，也就是单纯从资本转移角度考虑，从1992年开始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的增加开始由结构负利转为结构红利。对1986-2015年第二产业的劳动转移效应的年度测算梳理得出，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一直高于经济总体的劳动边际报酬，所以只要第二产业劳动力投入量出现增加，则劳动转移效应即为正值，反之，第二产业劳动投入量减少的年份，劳动转移效应即为负值。

图4-4　工业化效应

将第二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求和，可以得出工业化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86-2015年，工业化效应使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25%（见表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80%（见表4-4）。而分年度测算结果显示，除资本转移效应为负值的年份外，工业化效应均为正值，因此，工业化效应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4）服务业化效应

1986-2015年，第三产业资本存量由1986年的7378.9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63722.9亿元（见图4-3），第三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使得经济每年下降1.36%（见表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3.91%（见表4-4）。1986-2015年，第三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一直为负值。依据式（13），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一直低于经济总体的资本边际报酬，因此，从资本转移效应分析得出，第三产业资本存量的增加从1986年开始一直表现为结构负利，不利于技术进步。第三产业的劳动转移效应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1986-2002年，劳动转移效应为正值；2003-2005年，劳动转移效应为负值。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三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从2003年开始由高于经济总体边际报酬变为低于经济总体边际报酬。从劳动转移效应分析得出，第三产业的劳动量增加从2003年开始一直表现为结构负利。

图4-5　服务业化效应

将第三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求和，可以得出服务业化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86-2015年，服务业化效应使得经济平均每年下降1.32%（见表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3.52%（见表4-4）。对比第三产业的资本转移效应、劳动转移效应以及总的服务业化效应可以得出，虽然1986-2002年劳动转移效应为正，但由于资本转移效应为负，使得在这一阶段之内只有在1990年第三产业劳动投入量出现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劳动转移效应才弥补了资本转移效应，其他年份服务业化效应一直为负。因此，服务业化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下三次产业转型升级的测算结果表明，1978-2015年，城镇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表现为结构红利，并且其劳动转移效应贡献大于资本转移效应贡献；工业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从结构负利转变为结构红利，其资本转移效应贡献大于劳动转移贡献；服务业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结构负利，劳动转移效应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而资本转移效应则一直表现为结构负利。

6.结论

经济“新常态”下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三次产业中每个产业比重变动的单独影响比各产业比重同时变动的总效应更值得关注：由于三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对增长速度的影响并不同步，且存在“彼此抵消”的“对冲作用”，有时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效应反而低于各产业比重单独变动的“细化”结构效应。因此，赛尔奎因分解公式的实证应用，不应局限于对转型升级总效应的核算，在一个统一的分解公式中具体细化核算农业比重下降的城镇化效应、工业比重上升的工业化效应和服务业比重提升的服务化效应，使三者“等量齐观”，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同时，劳动生产率指标核算的劳动转型升级效应，相对稳定；全要素指标下的核算受到“要素边际报酬不变”假定的影响，稳定性降低，但是能够同时给出劳动转型升级效应与资本转型升级效应。两个指标下的核算结果基本一致，基本方向大致稳定，其数量指标有助于准确把控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及时对冲产业结构服务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