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当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时，低技能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资本、技术等要素）成本开始上升，中国定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将失去成本优势。因此新常态下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关键是将经济增长所依赖于“人口红利”转变成依赖于一系列结构调整形成的“结构红利”，进一步说，是将支持“人口红利”的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禀赋结构改变成支持“结构红利”的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禀赋结构。

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在结构调整目标上，要“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工业结构继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这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内容主要涉及需求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这些结构变化依赖于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和较大的公共收入规模的支持。在需求结构中，消费占比提高，依赖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改善。在城乡结构上，城乡统筹依赖于政府能够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这些收入的来源又都取决于中国各类企业能否在各类产业价值链上获得比以前足够高的增加值和附加值。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附加值高、增值环节多的产业发展都进入了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无论是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还是进军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获得较高的增加值和附加值，都要积极利用全球价值链，从全球范围内获取战略性资源和要素，形成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能够定位于价值链中高端的新兴产业。这种产业发展方式本身又意味着三次产业结构要向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的产业结构转变。原因是，价值链中高端分布的业务活动主要涉及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活动，一旦这些活动成为由一系列企业独立提供就形成巨大的产业化规模，相对于制造加工来说，其增加值占比也就显著提高。

对于区域结构，定位于价值链中高端的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意味着东中西部产业分工格局将被打破，原因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主要集聚在知识创新功能较强的城市和城市群。目前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一旦这些高附加值产业形成规模，从事这些产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将获得较高的工资，不可避免带动该地区原有的加工制造业成本上升，进而有动力向成本较低的中西部转移，在国内形成一系列产业价值链分工，我们称之为“国内价值链”。这种分工格局的形成就意味着东中西部产业分工从原来的“制造业中心—外围”模式转变成“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外围”的模式，中西部地区资源、劳动力要素从原来转移到东部进入价值链，转变成就地进入价值链。制造业和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内在要求有利于形成区域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和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能否形成一种自我实施或者说自我强化的状态，还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将原来定位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之间的激励结构转变成促进企业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激励结构。其关键之处从供给角度看，是形成创新驱动的投资体制，将知识和技术创新作为产业发展主要驱动力，从需求角度看，提高内需水平，激励国内消费者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满足创新驱动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因此，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引导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从大规模加工制造业投资偏向的目标和体制，转变成偏向于促进创新的投资目标和体制，灵活运用相应的经济政策手段和组织手段，积极利用市场配置功能，引导企业体制朝着有利于实现创新、有利于进入价值链高端的方向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当我国经济发展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向可以总结为“一定新定位，两个体制转变和四个结构转型”：

“一个新定位”是指根据产业以全球价值链方式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审视中国在2000年加入WTO之后从价值链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绩效以及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变化上影响，审视发达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定位于价值链中高端所取得的发展绩效，以及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审视中国从“被动”加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动”利用全球价值链转变的形势、机遇、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自身的战略定位。

“两个体制转变”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和资源配置体制与相应的企业体制的转变，前者的转变是指从GDP增长导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与资源配置体制转变成创新驱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双重导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与资源配置体制。在GDP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目标是推动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工作主要抓手是“上项目”，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该目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土地收入。当目标转变成创新驱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后，地方政府工作主要抓手变成“选项目”“培育项目”，增加“无形”的公共服务投入（如教育、研发、社会保障、城市软实力等方面投入），实现这些目标的资金约束加强。(www.xing528.com)

企业体制的转变是指从有限准入条件下企业体制转变成充分准入条件下的企业体制，将民营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涉及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作为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主体，将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之间充分释放出资本、科教资源和高技能劳动力，让其根据企业生产率高低在不同类型企业充分转移，不断地提高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使其成为吸收高技能要素的主要载体。

“四个结构转变”是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变，具体表现为：

第一，需求结构从制造业投资偏向的结构转变成技能偏向性技术创新投资与内需扩张并重的结构。从总量上看，一个常见指标是R＆G支出占GDP之比水平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微观上，表现为创业投资、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及其产业化等投资活动应成为主流。在内需扩张上，一个重要标志是城乡居民对人力资本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

第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逐步提高服务业占比，东部沿海某些发达地区要率先进入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定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本身就依赖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比重的关键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要创造条件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活动从已有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还要深化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对国外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的FDI和外包，增加这类服务业国际贸易比重。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从“制造业中心—外围式”结构向“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基地”结构的转变。在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贸易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是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基地，中西部地区成为劳动力包括高素质劳动力的输出地，进入东部沿海地区。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寻求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时，创新驱动的投资活动不仅促使企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升，同时，也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进而引发那些劳动力成本产出弹性较大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创新驱动的投资活动又将引发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并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形成“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基地”的区域分工格局。

第四，从城市偏向的城乡结构转变成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城乡结构。城市偏向的政策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或者说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城市功能加强有利于制造业扩张和吸引FDI。但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偏向的政策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不仅限制农业生产率的改进，而且限制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因供给改善不足而出现上涨，助涨劳动力工资上升，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低，增加城市部门产业升级的难度，进而影响我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和发展格局。因此，城乡统筹的城乡结构是产业升级一个重要的“后勤”保障。

以上四个结构转变中除了需求结构转变之外，其他三个结构转变概括起来是供给方面的结构变化，该变化总体上看是从制造业规模扩张导向的供给结构向产业升级导向的供给结构的转变。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关系看，需求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其中投资需求的拉动力从加工制造为主的投资拉动转变成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投资拉动，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从必需品支出为主转变成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为主的消费。需求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促进企业改变投资、居民改变消费的供给方面“推动力”。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体制改革推动供给结构变化，提高需求主体的改变需求的激励或降低其改变需求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