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探讨

早期关于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研究，大多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的。格瑞夫等（Gereffi，etc，1999）提出，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形成自主品牌。产业转型升级的演变过程为：委托组装（OEA）—贴牌生产（OEM）—自主设计（ODM）—自主品牌（OBM）。事实证明，自主品牌的形成是个相当难的过程。刘健（1999）提出产业升级通常通过行政升级、梯度升级和跨梯度升级形式。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产业升级以高度集权和行政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机制，属于行政升级形式；英美等国是按照社会需求和技术进步平稳、有序地进行产业升级，采用的属于梯度升级形式；日韩等后起国家属于跨梯度升级形式。孙文远（2006）选取产品内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视角，提出了基于这一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方式和升级战略。夏京文（2007）就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我国目前在世界分工中，仍处于生产制造环节，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种分工模式价值量创造十分有限。而且有被“低端锁定”的危险。应该尽快实现产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升级。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视野逐步从企业价值链升级转向其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并将产业结构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其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关系。黄茂兴、李军军（2008）构建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得出结论：通过选择合适的技术和合理的资本投入，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何德旭、姚战琪（2008）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视为中国发展的两个车轮，实现带动产业的整体升级。这为中国产业调整的方向以及发展道路指明方向。金碚（2011）认为，一国或区域工业转型升级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整体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发展趋势上。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变化仅是表象。中国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就是要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朱元秀（2013）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文化状况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下，不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和途径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分析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唐德淼（2014）认为坚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经济双轮驱动，通过技术等手段提升发展质量，是实现传统产业升级的最优选择。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重点转向了制度安排。洪银兴（2014）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由速度转向结构，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需要由外转内，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与此相应，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应该由外需型结构转为内需型结构。创新和市场是其中的两个杠杆。

刘志彪、陈柳（2014）认为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竞争力是经济政策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转型升级应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增加研发（R＆D）的投入，或简单地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或采取“腾笼换鸟”等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政府在转型升级中的有效作为，主要体现为能否为“提高生产率”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江飞涛、李晓萍（2014）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新工业革命孕育兴起，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完善制度基础上。该制度应该致力于激励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邓向荣、曹红（2015）认为，中国50余年的产业升级具有适度偏离比较优势特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障碍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能力累积与跨越式升级。因此，建立产业进入退出机制以集中国家优势推进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关键技术与共性技术研发，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已逐步从产业价值链升级转向整个经济视野下从比较优势出发的产业再定位或依据技术进步的产业体系构建，而无论哪个角度都要求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选择、以实体经济为重点的产业选择。

在实证研究方面，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展开的。

宋巍、顾国章（2009）通过构建产业内升级程度指数和产业升级潜力指数，对长江三角洲2001-2007年产业的升级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其升级的主要模式是产业内升级；并指出有些产业存在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刘志彪（2010）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分析，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高层次人才战略已经日益凸显其主体地位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性创新经济，其竞争战略的焦点应该转化为高级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竞争。傅允生（2010）借助浙江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浙江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其产业结构与产业层次并没有随之及时调整与提升。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往往有路径依赖现象和产业锁定效应。徐竹青（2010）则通过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考察，提出中心大城市具有集聚大量高端要素的优势和能力。对于长期依赖于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快速发展的浙江而言，重视大中城市的发展及充分发挥中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是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中必要的战略选择。(www.xing528.com)

王志华（2012）以江苏为例，基于索洛残差法估算了2000-2010年江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计算了各要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江苏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对较高，而且在各要素中，劳动对制造业产出的贡献率最低，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最高。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大多以区域研究为载体。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居多，而相关的研究结果既有对产业内升级的反思、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探讨，也有对影响要素从劳动向技术、人才转移的考察和对政府产业政策的探索。

近年来，由于东北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衰退现象，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而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对东北经济增长过程的反思。

其中，林毅夫（2017）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引发了关于东北地区经济振兴的产业选择理论之争。《吉林报告》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吉林报告》提出，基于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可以叠加出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谱系来统领吉林省未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吉林报告》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争论。争论集中于《吉林报告》选择现代轻纺产业集群为主要方向是否合理，以及《吉林报告》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否适用。对此，张可云（2017）认为，老工业基地的成因可归纳为内部“缺新”和外部“有新”，而且后者比前者影响更大。老工业基地不是落后区域和发达区域，同其他区域相比较老工业基地存在明显的强弱互见特点，因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合用来分析这类区域，适用的是绝对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充分把握并抓住外部机遇的基础上将转型与重构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外部机遇比内部资源禀赋对确定老工业基地未来发展方向更为重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发展方向不应该再选择技术落后的夕阳产业。老工业基地应该在智能化与生物化等代表当今技术与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寻求新突破。

李春艳（2018）利用产业空间理论，可视化了吉林省的比较优势产业及其发展特征。研究发现：吉林省比较优势集中于产品空间边缘的低技术产业，并将保持长期趋势。如果依靠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的路径，将加剧这种趋势。吉林省应该选择适当偏离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路径，实现创新驱动。针对东北老工业产业选择，赵儒煜（2018）认为，传统的区域产业选择理论包括从区域角度出发的区域分工理论和从产业角度出发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而随着经济活动的深化，一方面，需求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新产业革命的到来也改变了传统的主导产业选择标准。所有这些都使得传统理论面临挑战，而需不断探索创新。对东北而言，东北经济的衰退有其大周期的普遍性也有其区域特征造成的特殊性。针对东北问题的产业选择，则既要对东北经济从“产业缺位”到“体制固化”的历史痼疾予以足够的对应，也要结合东北经济当前的发展特征，更要考虑到大众消费社会的成熟和新产业革命的走向的决定性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是与东北振兴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几乎所有的研究，在探讨东北转型升级背景、路径、政策建议之际都将其视为东北振兴的必然过程，甚至将其视为东北振兴内在的组成部分。关于东北产业转型升级的各种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都实质上成为东北振兴相关研究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