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大国国际制约与应对策略

日本进入中低速增长常态化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到经济大国即先进发达国家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生产力和产业技术结构方面看，日本业已成为当时除美国之外的世界顶尖水平的先进国家，经过后来十余年的与各种经济困难斗争的过程中，日本经济又取得了前述的进步，使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成为世界先进大国是所有国家都为之努力的目标，但是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只是依靠其强大的生产力和技术实力从世界中获取利益，同时也因为其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或对原有利益结构产生的重大冲击而受到外部制约，从而产生一种异于原来的外部环境。如何积极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并对此做出有效应对，是新兴大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1.空前激烈的美日贸易摩擦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发生的激烈的贸易摩擦，是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首次遭遇到的重大的国际性制约。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常收支顺差加大，而美国出现了巨额的经常收支赤字。两国经常收支的反向变动，加剧了双方在汽车、半导体等新产业的贸易摩擦，从汽车贸易摩擦的激烈程度就可见一斑。1978年美国进口汽车的比重为18%，到1980年急增至26%。进口汽车的快速增加对汽车产业的三巨头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各公司不得不实施临时解雇，而第三大公司克莱斯勒面临破产的境地。在要求日本汽车公司在日本实行当地生产的谈判难以获得进展的过程中，美国公司的效益不断恶化，特别是汽车制造相关行业的人们对日感情极度恶化，甚至发生了工人用铁锤破坏日本汽车展销以及杀害被误认为日本人的中国年轻人的事件。1981年5月，里根总统宣布对汽车产业实施救济，同时要求日本实施出口自主限制。日本通商产业省提出出口自主限制方案，在1984年之后的三年内将年出口数量限定在168万辆。后又延长一年，数量增加至185万辆。日本汽车对美出口自主限制措施实施了13年，到1994年才被撤销。

针对两国贸易不均衡问题，美国不仅仅要求日本减少对美出口，还要求日本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本国市场的开放。在1985年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双方就日本扩大来自美国的进口以实现贸易均衡达成了一致意见。以此为基础，两国业务部门经过谈判，达成了“重视市场型的各领域协议”（MOSS协议），MOSS协议完全是以扩大日本市场开放为焦点的。

2.金融自由化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真正的金融自由化则是在经济国际化和国债大量发行引导下得以推进的。70年代由于日本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因此大量发行国债，政府以前以派发方式分配性地出售低利率国债的方式难以为继。这样要求政府着手建立以国债为主的债券发行和流通市场。1977年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通化”和利率的“弹性化”措施，为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自由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1980年修订的外汇法，原则上实现了外汇交易的自由化，1984年撤销了期货交易的实际需求原则。结果，企业可以回避长期外汇交易的风险，从而脱离严格管制的国内债券市场，从海外市场上筹集资金。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筹资的增加，使得大企业不再依靠银行融资，因此发生了“大企业背离银行”的现象。由于大企业大多是银行的优良客户，优良客户的流失，给银行经营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商业银行或者采取经营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混业经营模式，或者将经营对象从大企业转向了中小企业和消费者。

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和美国的外压。“美日美元日元委员会”做出的改变制度的若干决定，就是金融自由化外压的典型。在两国贸易失衡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不仅仅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商品市场，同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迫使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及实现金融自由化上面。

在1983年11月里根总统访日，两国首脑会谈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建立相关的合作机构，讨论改革政策，由此建立了“美日美元日元合作委员会”。^[5]1984年该委员会经过六轮谈判，达成了很多政策意向，发布了“美日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大藏省也发布“有关金融自由化以及日元国际化现状及其展望”的报告。总之，在美国的外压下，日本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对日本金融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3.日元升值、扩大内需政策与泡沫经济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失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双方贸易摩擦更进一步加剧。于是，通过国际宏观政策协调调整日元、美元汇率成为平衡双方贸易的主要手段。在1985年初，美、日、西德、英、法五国（G5）财长、央行行长达成了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贬值的意向。同年9月22日，G5财长、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召开会议，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核心内容是通过G5宏观政策的协调，实现除美元之外的货币升值，主要是日元和西德马克，特别是贸易顺差大国日本的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以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和国际经济的稳定。“广场协议”达成之后，各国开始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到1985年10月末，美国的干预额到达32亿美元，日本为30亿美元，西德、英、法合计20亿美元。日元兑美元汇率从9月20日1美元兑240日元开始快速升值，9月末升为1美元兑216日元，该年末升为1美元兑200日元。

广场协议及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一方面以积极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货币升值带来的短期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制定和实施了系统的扩大内需政策，试图规避外部经济环境对日本经济的制约，通过实现内需结构转型，形成经济自律发展机制。

进入1986年，日本开始出现经济景气弱化的倾向，同年2月日元突破了1美元兑180日元关口，出现了大幅度超出广场协定预期的升值。日本国内以出口产业为中心出现了危机感。为此，日本银行在3月7日，将公定利率下调至4.0%，下调0.5个百分点。4月8日，日本政府推出了“综合经济对策”，提出了7项具体政策，一是机动灵活的金融政策，二是推进公共事业的实施，三是促进日元升值及石油价格下降带来的利益归还和价格的合理化，四是提供放宽规制促进城镇土地的再开发，五是促进住宅建设、民间设备投资等，六是推进中小企业对策，七是国际贡献政策。9月在进一步实施上述政策的情况下，加入了重视公共事业等新政策，公共事业总额达36 360亿日元。

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就开始调整经济结构，试图从外需主导型结构向内需主导型结构转变。改革规制政策形成有效激励和利用民间活力是上述政策的代表。但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开始真正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按照广场协议的要求，日本必须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实现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转型。1985年中曾根首相成立了以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男为会长的私人咨询机构——“推进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简称“前川研究会”），该研究会经过19次例会磋商以及报告起草委员会的9次例会，最后向中曾根首相提出了著名的“前川报告”，报告前言指出：为实现国际协调型经济和使日本成为国际国家的目标，在推进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对进出口、产业结构进行根本的调整，而且，必须进一步推进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进而通过国际合作对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前川报告最为重视的通过扩大内需实现日本经济结构的转变，具体政策内容是，实施住宅对策以及推进城市再开发，即谋求扩大以活用民间活力为中心的事业规模，为此，需要推进规制体制改革，发挥财政政策具有的初始引力形成激励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在调整内需结构方面下了很大的力量，扩大内需政策对这一时期日本长时期持续景气高涨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在特定背景下，日本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和为实现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政策，在推高实体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催生了非常负面的产物即众所周知的泡沫经济。在80年代后期，以股票、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大幅度升值，其价格已经大大超出经济基本面决定的内在价值，形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政府终于不得不实施紧缩政策，导致了泡沫经济崩溃，形成了多额的不良债权并在90年代末期发生了金融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难以自拔的长期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