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新常态及应对：高速增长阶段

自明治维新以来，实现现代化强国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目标并被切实地加以实施。但是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对外侵略战争的失败一度中断了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了经济现代化的立国目标，开始走上了经济中心主义的道路。经过战后近十年的经济恢复，在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日本迎来了加速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并不是自然地凸显在人们的眼前，而是需要依据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即便是对此有了明确的认识，还需要选择正确的发展路线和应对政策。

1.“高速增长论争”与高速增长新常态的确认

在二战结束后的近十年里，日本通过大规模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从而完成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大多数经济指标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日本经济从此开始正常的发展阶段。这时，对于今后经济增长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恢复期年平均9%的增长率，是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等暂时性因素和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上述因素的消失，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会放慢，预计不会超过战前4.5%-5%的水平，继续此前的大规模民间设备投资会导致不良的经济后果，因此主张实行紧缩政策，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经济存在着长期的高增长潜力，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对策，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当时的日本开发银行行长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了实证分析，论证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下村得出的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日本经济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据此，他提出了“历史勃兴期”的观点，认为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性的勃兴时期，国民的创造能力的解放，就是这种历史性发展的动力。……只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种能力，在今后的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一倍到一倍半乃至两倍是可能的，可以肯定，这种高速度的发展会在整个经济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日本很多知名经济学家、经济官员也都积极参加了论争，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于“下村理论”的观点。中国学者金明善指出：通过这场“高速增长论争”，澄清了人们的认识，消除了对经济高速发展战略持怀疑态度的悲观情绪。这场争论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应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经济恢复阶段出现的高增长是否会延续？日本经济今后将要面临一种怎样的常态性发展局面？对此的判断决定今后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具体的经济增长政策。通过被称为“高速增长论争”的大讨论，以下村治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明确论证了日本经济存在的高速增长潜力及其持续性，从而对日本经济将进入高速增长新常态做出正确的判断。

2.高速增长新常态的应对及其成效

对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做出准确的判断，只是找准经济发展方向的前提。如何使经济具有的增长潜力成为现实，还需要政府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以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制度建设和结构转变，在政府和市场体制下发动国民的力量实现长期发展的宏伟目标。

（1）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制定

如何启动经济高速增长，也是“高速增长论争”中讨论的问题，一些经济学者和经济官僚都提出了在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的主张。上述的以下村治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和官僚的观点，被当时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家及后来的政府所接受，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为期十年的长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计划。1960年7月池田内阁成立，同年12月，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收入倍增计划”）。(www.xing528.com)

“收入倍增计划”是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计划，它确定了日本经济在十余年间的发展战略。该计划的总目标是：在今后大约10年的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规模按实际价值增加一倍。为完成上述目标，计划规定了五项基本任务：一是充实社会资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四是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五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在上述五大基本任务之外，“收入倍增计划”还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以及具体发展内容。

（2）重工业、化学工业化与出口导向型战略——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

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保障是推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已经完成了轻工业的工业化阶段，30年代在战争经济的带动下日本的重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和战争期间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隔离，拉大了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在新兴工业技术领域的发展差距，使得战后的日本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阶段——重工业化阶段，新兴工业的发展比较落后。因此，进入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后，实现重工业、化学工业化以及发展第三产业成为日本产业及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由于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所需要的资源、能源大部分都需要进口，因此国际收支成为制约日本工业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通过进口加工获取外汇是克服国际收支瓶颈的重要途径，因此实现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化的工业化战略与振兴出口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相互关联，成为日本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内容。在明确这一任务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促进战时遗留下来的战时统制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通过市场机制动员民间经济力量参与到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中，另一方面依靠政府力量，大力加强产业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民间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对战略型产业给予大力支持，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预期水平，所以“收入倍增计划”得以提前实现。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已经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经济规模在1968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金明善指出：国民经济现代化，按其物质内容来说，是用当代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武装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其他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就是通过不断地更新和扩大固定资产，为提高社会生产打下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高速增长时期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固然是通过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的，但是这一投资，不是在陈旧的技术水平上的扩张，而是通过模仿、吸收和创新实现了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由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得日本在60年代后期就实现了出口盈余的常态化，从而摆脱了国际收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所以，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不是单纯地赚取外汇和积累资本，而是作为实现产业经济发展的一环发挥作用的。

3.社会发展领域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前述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缓和双重结构和保持社会稳定。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阶级矛盾，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消极因素。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这一因素得以一定程度的消解。但是，仍然存在着阶级、阶层间的较大差距，特别是作为相对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社会差距是影响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日本政府在推进高速增长战略的同时，采取了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如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缩小不同规模企业间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的差距；积极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大力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已经大幅度地缩小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基本消除了“双重结构”状态。到60年代末期，日本构筑了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全民皆保险”的福利社会目标。到70年代，实现了以“一亿人皆中流”为代表的社会平等目标。

日本对高速增长新常态的应对，并非都是成功的，也存在着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新产生的而且当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如人口向大城市、工业发达地区的集中，导致了大城市人口过密而地方、农村人口过疏，过度重视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对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等等，都导致了一系列生活及社会问题的产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环境问题。在重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期出现了城市公害等问题，对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来为解决这些问题支付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