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性的发展模式

前面探讨了“新常态”下经济减速的特征，然而不应当仅仅从经济减速方面看待“新常态”。不可否认，本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的确给中国持续高速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障碍，那么是否意味着随着世界经济度过恢复期，中国经济依然回归到“旧常态”的轨道上呢？答案是否定的。

林毅夫认为，我国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仍然可以持续，整体看我国仍然存在很多高投资效益的机会，未来只要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消退，新的投资项目上马，就可以将我国经济带回正常轨道。虽然他在近期修改了经济减速不是国内因素引起的观点，承认国内劳动力状况、消费结构等发生的改变，以及存在产能过剩等问题，但是他提出的对策仍然是政府主导产业升级投资、运用货币政策等老办法来挖掘增长潜力，其本质思路没有跳出旧的经济调控方式的思维模式。齐建国虽然看到了“新常态”与旧发展模式的不同，但是仍然只强调“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困难和约束。由此可见，这些观点把中国经济减速视为需要被动应对的现象，并未从战略性、主动性上透视“新常态”。

习近平同志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三个特征的论述，即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显然绝不是仅针对本次经济周期的，而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身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旧常态”所提出的战略性方向调整。而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恰好为中国战略性的“新常态”调整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是相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实施的“旧”的发展模式而言，是战略方向性的调整，“常”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的态势，而非仅限于危机恢复期。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经济仍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继续维持“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潜在性的问题会日益突显并可能会集中爆发，若如此必然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陷入以经济危机的破坏来被动调整经济的循环之中。而决策层提出经济“新常态”，是基于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主动做出的战略性决策，从而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地发展，避免严重振荡指明方向，这应该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意和根本意义所在。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含义

2014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提质增效的周期性发展阶段和过程。

经济新常态既是“状态”，也是“过程”。中国经济新常态首先是一种“状态”，既是指经济发展将进入以消费为主的新动力结构推动的发展状态，也是指经济将进入集约、质量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是一个“过程”，既是指经济将进入新的周期性发展过程，也是指经济将进入螺旋式上升的提质增效过程。

经济新常态既是“认识”，也是“实践”。经济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而在认识上的飞跃和创新，因而是一种“认识”。但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还必须在实践上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所以，新常态也是一种“实践”。

2.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

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辩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既是事物发展的环节，也是事物联系的环节。经济新常态，是集约、质量型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对粗放、数量型的旧经济发展方式的辩证否定，是“消费为主，投资、出口为辅”的“新三驾马车”的经济发展新动力结构对“投资为主，消费、出口为辅”的“旧三驾马车”的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辩证否定，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对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辩证否定。上述辩证否定，既是“克服”又“保留”，即是一个“扬弃”过程。所谓克服，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取代，是经济发展新动力结构对旧动力结构的取代，是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对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取代。所谓“保留”是指在上述“克服”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经过上述“克服”和“保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和迈向更高发展水平。经济新常态，实际上就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成果。

3.经济新常态的历史必然性

（1）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化发生着深度融合，这引发的以“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为特征的生产力巨大进步，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产业变革，发达国家因此纷纷进入了“再工业化”时代，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质量将迈上新的台阶。以创新为核心，以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完全适应了当前生产力发展要求。而生产力的变化，需要生产关系产生相应的变革，这就是所谓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问题。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在生产关系上，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所说，就是“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释放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活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提供制度保障，提高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确保中国经济在新一轮发展周期中所要求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实现。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可以保持着经济的长期持久发展。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需要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环境、体制、制度和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2008年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缓慢而痛苦复苏过程的“经济新常态”，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以新的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冲突。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新体制、新环境、新机制，则完全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此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必将也会迈入新台阶、新阶段。

总之，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包含生产关系变革的引领和适应新常态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2）“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周期性运行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马克思那里，消费不足、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以及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原因。而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上述因素不仅存在的条件发生了改变，而且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因此，它们没有致使中国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但由于这些因素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机理没有改变，新时期它们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周期性发展阶段。

第一，消费主导与经济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产生价值增殖，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需要通过资本的积累才能实现。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但是，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不然的话，劳动人民不会感到商品不足，正是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不足才导致了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生产是有一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的，在这种条件和关系下所生产的商品，也许会过多，以致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能实现，不能再转化为新的资本，那就是，以致这种实现和再转化的过程的实行，会不可避免地，一起不断反复的爆炸。”如果社会总产品不能销售出去从而转化为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生活资料，生产便会中断，危机即将到来。也就是说，如果消费不能消化吸收生产，危机将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价值增殖的目的驱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在劳动人民消费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扩大的生产将无法被消费所吸收，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如危机爆发）将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增长中，自1993年以来，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见图2-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40%以上，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一直大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出口。可是如果投资增长过快，超过了社会的实际需求，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或倒闭，工人不能充分就业，对经济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可以说，产能的过剩和经济周期性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淘汰、升级落后产能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以及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国经济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所说的周期性危机，但却进入了周期性调整新阶段。一方面，纵向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来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3.6和0.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固定资本形成；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继续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拉动力，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6.4%。另一方面，横向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存在巨大的潜能。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民收入只有7000美元左右，约相当于美国的15%。因此，伴随着未来中国经济成功转型，人均国民收入将得到快速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进一步增大。从上述两方面看，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水平还将不断提高。因此，消费替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周期性运行新时期。

图2-1　各经济体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CEIC）(www.xing528.com)

第二，结构优化与经济周期性运行新阶段

马克思认为，简单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间交换因比例失调可能引发的再生产恐慌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单纯再生产和各种条件（尤其是生产力，以及劳动的总量和强度）不变的情形下，我们必须假设，在已经死灭而待更新的固定资本，和继续在旧自然形态上发生作用而仅以磨损价值转移到生产物去的固定资本之间，有一不变的比例；否则，在一个场合，再生产的流动成分量将保持不变，再生产的固定成分量则将增大。结果，第玉部类的总生产必须增加，不然，就会引起再生产的不足”。也就是说，第玉部类的生产物中必须有能满足第Ⅱ部类消耗的固定资本，否则，要么第玉部类必须增加生产，不然就会导致第Ⅱ部类再生产不足，发生恐慌。第二种情形，“如果必须在自然形态上再生产的第Ⅱ部类的固定资本之比例量减少，从而，第Ⅱ部类固定资本仍只在货币形态上代置的成分依同比例增加，则第Ⅱ部类不变资本那须由第玉部类再生产的流动成分之量不变，其固定成分之量则减少。结果，第玉部类的总生产必须减少，不然，就会引起一个过剩额（在前场合是不足），不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第Ⅱ部类固定资本量的减少，要求第玉部类总生产也必须减少，否则后者将出现产品过剩情况，易于爆发周期性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保持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各自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实质上要求国民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必须保持总量和结构平衡。而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中，结构平衡和优化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为结构平衡能使国民经济总量保持平衡，而结构优化则预示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习近平同志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就经济结构优化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46.1%，2014年为48.2%，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50.5%。由此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进入新均衡和不断优化的新周期的体现。

第三，资本产出比率下降与经济周期性运行新阶段

“从另一方面说，总资本的价值增殖率，利润率，既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资本的价值增殖，则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的目的）所以利润率的下落，会阻碍新独立资本的形成，好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是一种威胁。”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这种生产方法，使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对而言，渐渐地相对地减少，同时又把总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其直接结果是，在劳动榨取程度不变时，甚至在劳动榨取程度增进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向下落的一般利润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使其购买力下降，出现商品过剩；而利润率下降又刺激资本家减少投资，出现资本过剩。商品和资本过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终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过去3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是9.8%，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约占60%。”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过去投资趋同的结果等因素，我国资本产出比率自2008年以来开始出现直线下降（见图2-2）。产能过剩不仅是投资趋同的结果，也是资本产出效率低下的重要体现，它们也是造成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可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投资趋同度是一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关键，宏观上过于趋同的投资结构将导致市场资源的无效使用，从而有碍经济发展。……因此，某一时期下的最优投资趋同度在另一时期下可能是过度或是不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得力，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不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因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商品和资本过剩进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但这预示着经济将进入一个“去趋同化”的新型投资阶段，即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投资，比如，“扩大具有长期性、公共性、互联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开发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将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也是下一个新增长周期的开始。

图2-2　近10年来我国资本产出率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CEIC）

（3）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必经阶段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划分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而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可分为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和工业化高级阶段。工业化实现的三个阶段可以将之简称为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特征。

根据《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2010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66，这意味着2010年起中国就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在此之前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并且中期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处在一个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见表2-1）。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中期的依靠高投资、重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会自然回落。

表2-1　“金砖四国”和韩国的经济结构

资料来源：Carl Dahlman，2009，“Different innovation strategies，different resultus：Brazil，Russia，India，China and Korea”，inCarlos A.Primo Braga，et al.（eds.），Innovation and Growth：Chasinga Moving Frontier，OECD Publishing.

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依赖于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型战略，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但是，因为投资潜力及投资效率的下降、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资源环境的恶化，“要素驱动型战略”注定不可持续。第一，投资不可持续。“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工业升级改造、节能生态环保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仍有较大投资需求，但总体看投资增长的潜力已经大幅度下降”，再加之2008年以来资本产出比率下降的事实，我国工业化后期工业强国目标实现将无法再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驱动。第二，人口红利的消失。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被国内很多学者视为刘易斯拐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而2015年农民工则首次出现零增长、负增长。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使得“要素驱动型战略”难以为继。第三，资源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显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以上问题的存在，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也就是必然的。“1979-2014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过程，由1979-1999年的9.67%上升到2000-2007年的9.87%、2008-2011年的10.82%，然后回落到2012-2014年的9.37%；而2015-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滑，悲观水平甚至会达到5.47%。”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型战略的不可持续，使得中国工业化后期的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型战略”。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提质增效过程，而提质增效必须依赖创新驱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其中指出，“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从更多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依靠投资的增加，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从工业化后期的工业内部结构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0.6%、30.4%，两者合计占比41%。这表明，工业化后期，我国已经逐步进入高技术制造业以及装备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由此来看，经济新常态是和当前的中国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叠的，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4）经济新常态是“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对“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必然替代

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将中国从高度集中、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促使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重要内因。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过程中，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暂时性制度安排，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其中重要的制度安排。该体制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为核心，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也功不可没。但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扭曲了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抑制了市场和经济活力，阻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从长期来看，其结果是，在此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过于偏向重化工业，导致投资结构扭曲，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持续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目的实质上是以“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替代“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以便能更好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有充分发挥政府应有的角色和作用。经济新常态，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提质增效过程，而提质增效，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显然，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是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5）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既是历史逻辑，也是理论逻辑。经济新常态是历史逻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常态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意味着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同阶段之间的递进与转换。这种递进与转换是经济发展中辩证的否定，是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而且从经济周期性运行必然结果、工业化必经阶段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来说，是中国经济朝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经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因而是历史逻辑。经济新常态也是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发生变化，社会意识也要发生相应变化。作为认识上的飞跃和创新，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趋势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经济发展普遍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而是理论逻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的判断。”

新常态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统一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提质增效的周期性发展阶段和过程。作为理论逻辑的经济新常态，既是一个“状态”“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实践”；而作为历史逻辑的经济新常态，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产物、经济周期性运行的必然结果、中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以及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对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必然替代。显然，“必经阶段”“必然产物”“必然结果”“必然替代”等历史逻辑完全体现了理论逻辑中的“状态”“过程”等，而“状态”“过程”等理论逻辑又内含着历史逻辑中所描绘的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经阶段”“必然产物”“必然结果”“必然替代”等。由此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经济新常态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