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异同性分析

“新常态”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是指经济增长率很低、风险非常大、失业率高的经济状态。无论是西方学者埃里安所述的“新常态”还是我国热议的国内经济“新常态”，有一个共同之处——经济减速。于是部分学者从西方经济学视角出发，聚焦于经济减速及其原因来解读我国的“新常态”。但经济减速是不是“新常态”？解析这一疑问需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减速是不是“新”问题？经济减速是不是今后持续性的“常规”态势？经济减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看，每次经济危机都伴随着经济减速，无论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中心经济体由于自身原因导致经济减速，还是受到波及的边缘经济体的经济减速，都是被动的，各经济体都努力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使经济增长速度尽快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甚至更高的水平。因此，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经济减速不是“新”问题，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回归，经济的恢复期也宣告结束，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对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以及是否将长期持续，众多学者做了有益的探讨。代表性的有几派观点：一是“潜在增长”论；二是“需求不足”论；三是“结构调整”论。

“潜在增长”论的主要观点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应该区分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前者决定潜在增长率，而后者是经济周期的问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劳动力短缺、工资持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效应已开始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资本报酬递减；“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后发国家可能陷入模仿陷阱，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这些因素都将导致中国潜在增长率难以持续维持高位。一些学者预测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几年将表现为6%-8%的中高速增长，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

“潜在增长”论的观点有其依据，然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未必是持久和必然的。对于我国而言，除了人口的绝对数值是硬约束，短期难以改变之外，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可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我国资本并不稀缺，大量资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而流向楼市、股市，只要出现增长前景好的行业，就会有资金涌入，互联网行业的投资热便是一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清除制度障碍、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来实现，未来也有提升的空间。因此，尽管可以说我国在当前的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下出现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但是这并不能得出“新常态”下的潜在增长率会长期较低的结论。(www.xing528.com)

“需求不足”论认为经济减速是危机导致的需求不足造成的。林毅夫比较各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指出各国增长率近年均出现同步的下降，因此认为我国的经济减速不是由于国内因素引起，而是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共同影响。如果从出口、投资、消费三方面的中短期需求讨论中国经济，出口外贸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中低速轨道，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乏力和贸易摩擦增加等都是我国出口表现不佳的外部因素。投资方面，张斌认为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过高，显示出投资过度。2008-2013年，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从40%上升到了47%。固定资本形成与GDP之比上升，而GDP增速下降，其结果是边际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的迅速上升，即每增加1单位产出所对应的新形成资本大幅上升。国际上看，ICOR一般为3左右，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的ICOR在3.5-4之间，而经济危机之后则大幅上升，从2012年之后一直在6以上。这表明我国投资效率非常低，即存在投资过度，从而当前投资水平下对应的经济增速也难以持续。消费方面，消费取决于收入，而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消费增速2010年以来也处于放缓趋势，有观点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消费品市场只能保持个位数的增长。“需求不足”论的缺陷一是只看到需求不足的表象，没有看到需求疲软背后的原因，二是把中短期经济形势的不佳当作是将会长期持续的“常态”。

“结构调整”论则从经济结构变动规律，以及结构性供求匹配等方面讨论中国经济的转型及经济减速问题。姚洋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过了制造业的倒U型曲线最高点，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7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而在转型期间，结构性供求不匹配是“新常态”下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张斌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导致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迅猛增长，这要求资源配置向第三产业和高附加值工业部门转移，然而由于制度约束，导致资源转移受阻，这就产生了传统工业部门产能过剩，而第三产业供给不足、发展受限的局面。资源不能充分地发挥应有的效率，导致增长率下降。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原因是他们都抓住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部分特征，而他们观点的综合更能反映当前经济的全貌。各方观点都不能得出增速放缓为长期性状态的结论，我们可以将经济减速看成当前“新常态”的一个特征，但是不应对未来的增长过于悲观。

危机导致的经济减速通常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是被动的减速，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以期经济尽快恢复原有增长。而我国当前的经济减速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的减速。与过去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不同，现在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心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当改革与稳增长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的是推进改革，尽管也有降息降准等稳增长措施出台，但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经济增速下降过快引起系统性风险，而非为了恢复原有的增长速度。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从来没有讲过增速要死守某一个点，而是要让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区间。总理说“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很多”，也就是说明政府没有刻意维持高增长，因此可以说，当前的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减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