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理论基础与实践来源

1.经济增长必然会呈现“新常态”区间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和规模报酬递减。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以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和斯旺—索洛增长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古典增长理论，还是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都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只可能有两个来源，即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积累。当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受市场、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传统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受限，经济增长必然不能延续原来的发展势头。同时，从企业生产的微观角度来看，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增量的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降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构成^[1]，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价值的增值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不变资本只有转移价值，而可变资本能增值价值，进而产生利润。不变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是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机器等不变资本占比逐渐增加，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对减少。因此，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人工的投入相对减少，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另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固定资本比重增加，而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比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慢，因此，固定资本的比重增大必然会导致预付总资本的平均周转速度的下降，进而降低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平均利润率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2.市场、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必然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市场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已不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世界市场，尤其是中国出口所依赖的欧美国家等发达国家，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发的市场持续萎缩，导致过去几年出口需求的GDP年均增长的贡献仅为0.56。同时，发达经济体还试图通过再工业化以增加就业，导致贸易保护更加频繁和严厉，使得我国经济增量的外部需求进一步萎缩。另外一方面，200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10年保持在20%以上，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等主要投资点增长潜力下降，投资的宏观效率持续下降。同时，从国际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率一般在18%-25%，不宜超过30%，而我国从2003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率一路飙升，2012年达到了72.20%，有明显的过高态势。另一驾“马车”消费，尤其是扩大内需，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寄予厚望，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扩大内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平衡投资减少和外需缺损。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受到市场需求的整体约束。(www.xing528.com)

资源瓶颈制约。我国过去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当程度上是建立扭曲的要素价格上，比如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招商竞争中被压低；资金成本因利率过低或政策贷款（担保）潜在降低；劳动力成本因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不健全被压低；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也因地方政府纵容而被压低。当前，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以及资源枯竭和价格体系（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的逐步建立，建设用地数量和取得成本逐渐增加，人口、土地和资源红利正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衰竭，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瓶颈的严重制约。

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很高，大量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投资项目的建设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如2013年，雾霾波及我国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有研究提出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2]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必将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对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结构调整与升级要求经济增长呈现“新常态”

过去的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的发展战略将不再适用，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需要调整和改革经济结构，如不调整结构，就无法保证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对于现阶段经济运行态势，短期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着眼于增长的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中长期着力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过渡。在具体措施上，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微观基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密集的增长方式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