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变的路径：报酬递增与主观模型的影响

过去的研究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非连续性过程，是外部性变化的产物。外部性变化要么依赖集体行动，要么依赖社会运动。

不可否认的是，关键转折时刻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可能是存在作用的，但我们也总是看到经历了“非常历史时刻”后，制度依然会保持明显的连续性，而且即使在不会带来任何重要制度变迁的“稳定”时期，依然一直会有冲突行为和不断的讨价还价行为存在。西方国家如德国的实践表明，面对重大的外部性变化，制度安排通常能够保持不可思议的连贯性。不过，较之于“非常”时期的制度变迁，在“稳定”时期所发生的更细微的小规模制度变迁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能够积累导致重大的制度转移。

诺斯认为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适应性效率”考察的就是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而调整的问题，是对过去静态衡量配置性效率的超越。如果我们考察当下的政治和经济事实，就会发现制度存续通常会包括大量的制度适应性调整，而且即使是制度转型也会继承那些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的旧制度元素。长期的制度变迁是政治或经济的无数短期决策的累积性结果。因此，虽然无法对制度变迁的短期路径进行预测，但我们完全可以对长期的、总的方向进行预测，并且这种长期的制度变迁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欧洲在制度变迁中，受到两种力量的型塑，其一是报酬递增，其二是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www.xing528.com)

报酬递增是制度演进的根本动力，它型塑了经济的长期路径。当在一个报酬递增的制度之下，市场是竞争的，只要交易费用大体接近于零，则长期路径就是有效率的，且在合理的假设之下，路径是单一不变的，低绩效也会被淘汰。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反馈的机制存在问题，在交易费用非常高的情况下，则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就会型塑制度演进的路径。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演进路径，不仅低效率会长期存在，而且过去的历史感知也会型塑行为人的选择。

反观中国的制度演化路径，除了兼具西方制度演进的一些特点之外（如路径依赖等），同化效应是区别于西方世界的重要特点。中华文化的同化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强的，这一点被广泛认可。不管哪一种民族，在华人世界里，都会被同化融合。同化的力量，首先来自价值观一类的东西，比如人生态度、信念、礼俗等，其次是生活经验、技术、方法等。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原在历经多次被异族侵入之后，依然能保持文化不断，常常能以自身的文化力量将对方融合，并且吸收、改造对方文化，为我所用。而对方则在这种同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自身文化的依赖，转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农耕文化孕育了华夏民族大量的人口，从而具备了人口优势；二是华夏文化的先进性使得落后的蛮族自愿舍弃自己的文化，转而采纳先进优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