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优化方案

一个经济体FDI依存度指数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个经济体对另一经济体流入和流出的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计算方法是流入地从某一个经济体（其流出地）流入以及对该经济体流出的FDI占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比值。一个经济体对亚洲^[4]的直接投资依存度的计算方法是该经济体从亚洲流入以及对亚洲流出的FDI占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比值。亚洲直接投资对自身的依存度衡量所有亚洲经济体（利用可得数据）在亚洲内部的FDI流入和流出占其全球FDI流入和流出总额的比重。

表5.4显示了2017年亚洲部分经济体对另一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例如，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互为最大的FDI伙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FDI流入和流出依存度指数超过60%，而中国香港对中国内地FDI的依存度为34.45%，为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FDI依存度最高的。2017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的FDI依存度也很高（分别为16.35%和26%），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经济体中对中国香港的FDI依赖程度（15.13%）最高。

表5.4　2017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依存度指数　单位：%

注：X经济体对Y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FDIIXY）=FDIXY/FDIWX，其中FDIXY=从Y经济体流入X经济体及从X流出到Y的直接投资，FDIWX=从全球流入X经济体及X流出到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
百分比为负值表明当年Y经济体流入X经济体或X流出到Y的直接投资为负值且大于正的流出值或流入值，即X和Y经济体之间有撤资现象。
abce韩国、中国香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基于IMF CDIS数据库2017年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存量减去2016年存量计算得出。
c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数据为2017年直接投资存量减去2016年存量计算得出，数据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
e新加坡直接投资数据为2017年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存量减去2016年存量计算得出，数据来自新加坡统计部。
数据来源：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调的直接投资调查（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CDIS）数据库以及各国和地区统计部门数据计算得出。

中国对亚洲FDI的依存度最高（77.55%），其次为印度尼西亚（72.11%）。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亚洲FDI的依存度也大幅上升，分别从2016年^[5]的9.66%上升到2017年的24.93%以及从负值变为24.39%的正值。虽然韩国、中国香港和印度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依存度在2017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对欧盟和美国FDI的依存度。

亚洲内部FDI对中国香港依存度最高（19.83%），其次为中国（13.62%）和东盟（12.5%）。如表5.4所示，亚洲直接投资对自身的依存度超过了50%（54%），与上一年相比高了三个百分点。

由于亚洲区域内FDI流动的增加，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当亚洲投资者在亚洲之外面临更为严格或不确定的投资环境时，这种联系可能会得到加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4月，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措施中约30%为限制性或监管性措施^[6]。新的投资限制和监管主要反映了对国家安全以及对外资拥有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9月提议建立一个全欧盟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目的是为了安全或公共秩序。2018年1月，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国会通过《2017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以更有效地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但亚洲经济体在投资自由化方面尤其积极，如中国新确立的“外资负面清单”和印度对一些行业的对外投资自由化规定。由此可见，近期内亚洲FDI相互依存度还将进一步增加。

【注释】
(www.xing528.com)

[1]本章所称亚洲包括了亚洲经济体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2]东盟统计处是东盟秘书处东盟经济共同体司下属的一个处，https：//www．aseanstats.org/。

[3]亚洲开发银行，《2018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第47页。

[4]本章所称亚洲包括了亚洲经济体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5]2016年的数据见《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8年度报告》第44页表4.1（2016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依存度指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6]联合国贸发会议，《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