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之间的争端涉及很多问题，[6],[7]包括：
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包括通过提供信贷；
向国际市场倾销各种产品；
美国征收与“贸易法”各部分相关的关税，中国对此进行了报复：
安全：对钢铁和铝的进口依赖（232）(www.xing528.com)
知识产权：评估不公平做法（301）
一般来说，分析认为美国的行动最终会自食其果，相当于射进了一个乌龙球（Lovely和Yang，2018）。美国还向农民提供了价值120亿美元的支持以弥补失去的出口机会，这增加了补贴清单。这些事件增加了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影响到投资决策，其影响可能比征收关税的直接影响更大。
这一关系中涉及的其他因素包括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获取新兴技术方面的安全问题。美国约翰·麦凯恩国防授权法案 [8]允许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并允许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呼吁对应受出口管制、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新兴技术[9]进行评估。在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已经否决了中国对关键IT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其贸易伙伴也是如此，比如澳大利亚（禁止5G网络）、中国台湾和日本对华为进行打压。
G20峰会结束后，出现了暂停局面（否则现在的关税为10%至25%）。其结果可能是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的食品（大米、大豆）和能源。峰会其他讨论的重点是美国的银行和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以及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动。[10]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结果将导致更高程度的有管理的贸易，对中国提供的贸易协定承诺产生影响。其结果也可能无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因为无论达成何种协议，征收关税的威胁可能仍然存在。它也无法解决美国关注的根本问题，Bown（2018 b）认为，考虑到美国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成本，以及中国改革的好处分配给其他贸易伙伴，美国可能缺乏动力继续坚持在中国寻求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中国也从美国寻求的那种改革中受益，而美国自己的议程上也有这样的改革。中国也有兴趣以不妨碍未来投资和贸易流动选择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就知识产权、安全和补贴问题提供再保证。
另一些国家亦通过加征关税使得摩擦蔓延，以保护自己不受从中国或美国转移的产品引起的进口激增的影响。例如由于美国关税的溢出效应，欧盟提议对钢铁实行关税配额［当流量达到传统水平（适用于2021年）时，税率为25%］[11]。贸易摩擦还可能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流动的模式，例如，海外直接投资可能会从中国转向东盟（ESCAP，2018 a），而且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及对其产生影响的政策条件也越来越感兴趣，这成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讨论点。
如前所述，中美互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安全目标。Ikenson（2017 a，b）指出，中国和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做法，包括一系列的抵制措施，都是“绝对主义”的，如果动机是保护主义的话，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他认可各国政府在提供安全方面的合法利益，但是也认为，目前各国的做法提供了一种虚假的网络安全意识，缩小了创新和增长的空间，并威胁到贸易体系。与此同时，他建议每个国家采用基于风险的政策实施方法，然后将其纳入相关条约（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9款第15条提供这一方法的例子）。他提到了美国私营和公共部门使用这些方法的经验。以安全为名实行保护主义的风险依然存在，Ikenson建议利用世贸组织的程序来管理这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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