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研究并提出假设，二维信任模型

1.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变革型领导能够改变下属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使他们表现出超出组织预期的行为和绩效。（Bass，1999）例如，变革型领导者通过强调集体身份使下属的动机从获取个人利益转变为实现集体利益（Lord et al.，1999）。追求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下属更有可能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使他们的同事、领导和组织获益。（Wang et al.，2005）在实证研究方面，以往研究支持了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的正向关系（Kirkman et al.，2009；Piccolo et al.，2006；Podsakoff et al.，1996），其中一些研究还检验了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MacKenzie et al.，2001；Pillai et al.，1999；Podsakoff et al.，1990），然而，这些研究都将信任视为单维度结构。鉴于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我们认为，不同类型的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都存在可能的中介作用，但其作用机制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变革型领导者可以通过灌输责任感来激发下属的情感信任，从而促进下属的帮助行为。另外，下属由于领导者的积极个人特质所产生的认知信任降低了等级关系中的风险感知程度，从而促使他们实施帮助行为。

Organ（1990）指出，社会交换理论对于理解工作场所中的组织公民行为（如帮助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下属将他们与领导者间的关系视为社会交换关系，他们会感到有义务对领导者进行回报，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组织公民行为。（Farh et al.，1990；Organ，1990）帮助同事被认为是一种有益于领导者的行为。（Masterson et al.，2000；Settoon et al.，1996）例如，帮助同事完成领导者所要求的某项任务将有助于达成组织或者领导者的工作目标。（Poon，2006）又如，有经验的下属代替领导者帮助新员工适应工作，能够为领导者节约时间，使领导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更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中去。（MacKenzie et al.，1991；Podsakoff et al.，1997）因此，下属对同事的帮助被认为是一种对领导者同样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社会交换互惠行为。（Aryee et al.，2002；Korsgaard et al.，2002；Yang et al.，2010）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指出，情感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起着中介作用。情感信任反映了一种伴随着相互间互惠义务和情感纽带的社会交换关系。变革型领导者向下属传达关怀和尊重，引发他们对领导者的高度情感信任。为了对领导者的尊重和关怀进行回报，下属将帮助行为视为一种有益于领导者的社会交换资源行为。情感信任会让下属确信领导者将在后续的交换过程中对其回报以等价的社会资源。（Colquitt et al.，2012）这种认识进一步鼓励下属持续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并通过实施帮助行为来维持与领导者的社会交换关系。换句话说，情感信任加深了领导者—下属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Blau，1964）。在实证研究层面，虽然情感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尚未得到直接验证（Dirks et al.，2002），但Podsakoff et al.（1990）的研究为其提供了间接支持。在Podsakoff等人的研究中，信任被定义为下属对领导者的忠诚，强调其是一种对领导者—下属关系的情感投入。他们的研究表明，信任中介了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中介假设。

假设1a：情感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尽管帮助同事不能获得组织的正式奖励，但研究表明，下属会将帮助行为视为一种印象管理策略以期获得领导认可。（Grant et al.，2009；Hui et al.，2000）然而，实施帮助行为可能会产生一个风险，即领导不会对超出工作范围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认可和奖励。（Dirks et al.，2004；Mayer et al.，1995；Poon，2006）从特征视角来看，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可以帮助下属降低其在等级关系中易受伤害的风险感知程度。（Dirks et al.，2002；Mayer et al.，1995）当存在认知信任时，下属不必焦虑或者担心领导者可能的剥削行为。（Mayer et al.，2005）相反，他们坚信领导者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会对他们的积极行为（即帮助行为）做出相应的积极回应。（Dirks et al.，2004）显然，变革型领导能够激发下属的认知信任，使他们对领导者未来的奖励决策产生信心，进而激发他们进一步实施帮助行为。实证研究方面，Dirks et al.（2002）的元分析研究结果为上述观点提供了间接支持。他们的研究显示，认知信任与变革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中介假设。

假设1b：认知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如前所述，变革型领导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心理过程，即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对下属帮助行为产生影响。在此，我们将整合亲社会动机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对上述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区分和检验。以往一系列研究表明，高亲社会动机个体倾向于采用启发式处理方式（Heuristicprocessing）行事，即他们更多关注社会影响而不会过多考虑个人利益。相反，低亲社会动机个体会系统思考、计算行动后果，更加注重自身利益，即以理性的方式行事。（Meglino et al.，2004，2006；Simon，1990，1993）亲社会动机的上述两种过程机制为其潜在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不同水平的亲社会动机对个体认知、个体行为具有差异影响。（Grant et al.，2011；Meglino et al.，2004）Grant et al.（2011）提出，“亲社会动机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被‘热’体验系统而非‘冷’认知系统所支配”。在这里，“热”体验系统是指以情绪、直觉和冲动反应为特征的启发式处理方式，而“冷”认知系统是指以深思熟虑和理性反应为特征的系统处理方式。（Metcalfe et al.，1999）同时，有研究发现，具有高亲社会动机的个体可能会有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互惠规范感知，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实施亲社会行为。（De Crèmer et al.，2001）

Korsgaard et al.（2010）在研究中采用类似视角来探讨他人导向（Other orientation）如何调节互惠义务和预期回报对帮助行为的影响。他人导向在概念上类似于亲社会动机，指的是员工对他人幸福的重视和关注程度。（Grant et al.，2010）Korsgaard et al.（2010）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证明，高他人导向的个体倾向于依据社会规范指导行动，更有可能采取并按照互惠义务行事。另外，因为低他人导向的个体倾向于以理性和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的帮助行为更可能受到个人回报期望的影响。因此，Korsgaard et al.（2010）的研究证明了他人导向可以调节互惠义务和预期回报对帮助行为的影响。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一机制进行延伸，探讨亲社会动机如何调节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与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情感信任代表了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交换关系，身处其中的下属感到有义务以情感依恋和帮助行为的形式回报领导者和组织。因为互惠规范被视为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普适规范（Gouldner，1960），所以下属的互惠行为很可能受到社会交换关系中启发式处理方式的影响（Blau，1964）。从亲社会动机研究的角度来看，情感信任对帮助行为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随亲社会动机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因为具有高亲社会动机的下属愿意接受并依据社会规范行事，他们更有可能遵循情感信任中所包含的互惠规范。此外，这些下属在社会交往中不会追求即刻获得个人利益（Molm，2003）。这些行为与具有高亲社会动机的人持有的旨在使他人受益的目标是一致的。（Grant et al.，2011）

相反，具有低亲社会动机的下属依靠理性的认知过程，他们较少遵循情感信任中所包含的互惠规范。（Korsgaard et al.，2010）他们更有可能通过帮助行为以期获得自身利益，并忽视他人利益。（Korsgaard et al.，2010）这种自利动机导致他们对情感信任中所包含的关怀、关注并不在意和并不敏感。（McAllister，1995）因此，从理性、自利的角度来看，情感信任会对具有低亲社会动机的下属的帮助行为产生较弱的影响。根据上述理论推论，本部分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亲社会动机调节了情感信任和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下属亲社会动机水平较高时，情感信任和帮助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假设2b：亲社会动机调节了认知信任和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下属亲社会动机水平较低时，认知信任和帮助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假设1和假设2进一步揭示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具体而言，由于高亲社会动机的个体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影响，因而能够增强情感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帮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具有高亲社会动机的下属更愿意履行情感信任中所包含的义务，并以帮助行为的形式回报变革型领导者的关怀和关注。此外，由于低亲社会动机与理性和自利的处理方式相关性更高，因而能够增强认知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帮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具有低亲社会动机的下属可能对认知信任更敏感，这种信任使他们相信变革型领导者的未来决策（即对公民行为的认可），从而实施帮助行为。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研究整体模型见图7-3。

图7-3 亲社会动机、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帮助行为间的关系

假设3a：亲社会动机调节了情感信任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帮助行为的中介作用，即亲社会动机的水平越高，情感信任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帮助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假设3b：亲社会动机调节了认知信任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帮助行为的中介作用，即亲社会动机的水平越低，认知信任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帮助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